什么是真正好的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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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搜书画2月20日整理报道日前，今年广府庙会期间，路过北京路北段的市民，都能看到两条全身雪白的“蚕宝宝”：两座巨型蚕蛹造型的软雕塑帐篷，各长35米，堪称广州本地近年来少有规模的公共装置。一个憨态可掬的蓝胖子，一只可爱的橡皮大黄鸭，最近因为它们的出现，上海和香港的人们甚至排起了长队。不论是大黄鸭、哆啦A梦，还是变形金刚，或者是一场由奢侈品品牌提供的百年历史展示，类似的装置艺术展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

　　广州“一带一路”的形象大使

　　“过去世界纪录最长的气模是30米，‘蚕宝宝’体长35米，已经刷新世界纪录。”“蚕宝宝”设计者、广州市公共艺术家协会副会长叶正华表示，从构思到实施，“蚕宝宝”几易其稿，创作历时半年之久。气模造价低廉，节省空间，符合“低碳庙会”的理念，“蚕宝宝”因而深得庙会主办方的青睐。

　　今年广府庙会期间的蚕蛹造型软雕塑

　　主办方最终将这对“情侣档”命名为“糯米”和“糍粑”。糯米、糍粑都是南国美食，象征丰收、喜庆和团圆。黏人的糯米糍粑，也与蚕宝宝的软糯形象相似，也寓意“蚕宝宝”情侣情浓化不开。

　　蚕宝宝身体里是“创世集”。“创世集”旨在为新世代艺术家“非遗+文创”提供孵化空间，120名（组）艺术家参展。主办方采用“艺术地摊”的形式，三天换一茬，让市民充分体验“以练摊的方式购买艺术品”的乐趣，也为新世代艺术家创业与创新搭建了舞台。

　　“蚕宝宝”的造型，究竟与文创、非遗有何关系？叶正华解释，蚕蛹寓意着孵化、发生和新生力量：“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丝绸正是‘蚕宝宝’的结晶，我们希望‘蚕宝宝’能成为广州‘一带一路’的形象大使。”

　　荷兰艺术家把大黄鸭放养在香港维多利亚港

　　出尽风头卖得一手萌

　　2013年，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把他的大黄鸭放养在香港维多利亚港。黄色充气橡皮鸭，我们司空见惯了，也许曾是童年时洗澡的玩伴，或者自己孩子的玩具，但如今一只高16.5米、长19.2米的巨型橡皮鸭将香港维多利亚港当成“浴盆”，吸引了大家的围观。

　　早在2001年，霍夫曼就开始策划橡皮鸭项目，他想把快乐和幸福带到世界各大城市。当年，他买了一张世界地图，用小鸭贴纸标注在想去的城市上。不过他已不记得香港是否是他当年标注的城市之一。直到2007年，第一只巨型橡皮鸭才被创作出来，霍夫曼带着它去了法国圣纳泽尔、巴西圣保罗、新西兰奥克兰、日本大阪、澳大利亚悉尼等地。

　　大黄鸭在香港出尽风头，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不少山寨大黄鸭。当正版大黄鸭在北京展出一个多月，所在公园的门票收入纷纷过亿元，衍生产品及其他相关收益超过两亿元。

　　“浮鱼”在乌镇的水剧场

　　“大黄鸭”让中国观众与艺术赞助人认识了霍夫曼。2016年，霍夫曼受到中国地方旅游经济的代表之一乌镇的邀请，在首届“乌镇国际当代艺术展”上，为当地特定制作了15米长、7米高的“浮鱼”。作品位于乌镇的水剧场，霍夫曼说，他觉得水剧场很像海洋世界的水族馆，有水、有座位，只是缺少表演的海豚或鲸鱼。“我把这个地方看成水族馆，所以我就想做一个与鱼有关的作品。”

　　向当地文化致敬

　　并非所有大型公共装置都卖得一手萌。2013年，西九龙文化区的海滨长廊曾展出了六组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家的大型充气雕塑作品，在当地引起争议。

　　谭伟平作品《坠入尘土》

　　香港艺术家谭伟平为展览创作的委约新作，作品《坠入尘土》由黑色的巨型女性双腿及蟑螂塑像组成，倒立坠入西九文化区中的一片土壤中。谭伟平自己也觉得这很矛盾，“这样两个没有关系的物体摆在一起，尤其在这么美的维多利亚港旁，很是荒谬。”而装置前水泥台上的一个透明水缸，观者可透过它看见颠倒过来的《坠入尘土》，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他正希望通过这样的对立，指出困扰社会的潜藏弊病，以及诉说人们对周遭事物的渐渐麻木。

　　平日在宴席上才能见到的烧乳猪，着名艺术家曹斐却将它搬到了香港西九文化区。《珠玉满堂》是一只巨型的充气乳猪，外形与一般乳猪无异，曹斐在作品腹部镂空，形成一条通道至猪尾，当中还摆放了几块块猪肉状的小型装置。她希望以此呈现一个好玩、互动的景点，同时向香港饮食文化致敬。曹斐表示，现在很多小朋友已渐渐远离了这些传统港式饮食文化，这是他们童年世界的一种缺失，“希望这件作品能够带领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通往另一个奇幻世界，感受精神上的富足”。

　　缺乏互动且过度商业

　　有专业媒体估算，近年来国内主打公共艺术的展览数量几乎翻了一倍。今年是公共艺术增速最快的一年，大型艺博会“艺术北京”辟出了专门的公共艺术展区，而闯入社区和商场的公共艺术更是比比皆是，也引发争议。中国建筑协会名誉理事长宋春华的批评更直接：“不少公共艺术品位粗鄙，不是不耐看的问题，而是不好看，甚至是不能看。”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艺术家徐冰为了纽约曼哈顿的公共艺术设计，光是走进社区与居民做交流就花了4年时间。“让周边社区的居民反复来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看懂这个东西，然后投票决定是否选用。”在他看来，这种工作方法固然繁琐，但也有一定必要性，“东西往那儿一放，就是永久性的，而咱们的东西看两年就厌烦了。”

　　徐冰认为，国内很多公共艺术与周边区域的历史文化没有关联，“它们占据着非常可贵的公共空间，但缺少一个可以放置的理由。”他认为，一件毫无艺术价值又缺乏互动的公共艺术作品，对周边居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尽管对自己的作品屡被山寨很不满，弗洛伦泰因·霍夫曼还是很得意，自己一手打造的这只巨型鸭子带动了人们对公共艺术的兴致，“展示公共艺术作品的过程中，我总是会使用各种可能产生互动的方式，因为公众既是参观者，也是评判者。”这位如今广受追捧的公共艺术家，还大方介绍自己的成功之道，“在现场进行建造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工作方式，包括就地选材，边制作边与当地人交流。这样才有互动。”

　　在霍夫曼看来，亲切模样的橡皮鸭给人“快乐”“找回童年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平等”之外，他想用这只橡皮鸭展示人们平日所忽视的公共空间。他认为人们每天穿梭在同样的建筑物之间，但是从不关注身旁是怎样的建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劫持”了公共空间，占据这个空间，暂时地改变它。“作为一个雕塑家和艺术家，我要做的就是，当我把橡皮鸭带走后，让他们察觉到原本的公共空间是个什么样子”。

　　撇开国内公共艺术互动性不足的问题，其过度商业化也不容小觑，徐冰就认为视觉污染背后有经济驱使的因素。他解释说，之所以不少城市会出现那些“过度设计”的建筑，是因为甲方要花一笔钱让他们的建筑比周边其他建筑更能吸引眼球，而设计师为了表明甲方没有白花这笔设计费，设计时一定要显示出强烈的设计痕迹。“其实真正好的公共艺术，是不露设计痕迹的。”徐冰说。

　　曹斐则指出，公共艺术在内地更多时候是政府行为，比如城市雕塑。政府更多时候决定了某种“艺术”出现在城市空间的形态与寓意，这导致它和普通人没有太多关系。“能引起公众讨论的公共艺术也是当代艺术的最大特点，审美的基本感知判断早已不是今天艺术讨论的核心，我们应该通过公共艺术吸引人们回到现实空间聚首。人们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联系，而不是被大型的商业空间吞噬或被狭小的居住环境所压抑，或沉溺于社交网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