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广州红色基因 弘扬红色文化传统

　　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组织广州地区党史专家以中国党与大为重点，开展系列党史研究，推出了《中国党与大丛书》这一重要研究成果。

　　习总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这五个“最”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学习党史的意义所在。习总多次强调：“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党的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把学习党的历史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并坚定“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在中国党百年华诞来临之际，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深入贯彻落实习总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编写了《中国党与大丛书》，体现了“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要求。《农动的摇篮：广州农动讲习所》就是其中的一部力作。

　　广州是第一次大的策源地和根据地。广州农动讲习所是中国农动的摇篮，是党早期领导运动的历史见证。它与中山大学、黄埔军校以及省港委员会并誉为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四大基地，在中史、中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学术界从未间断对广州农动讲习所与相关问题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后期及以后，党的早期和农动领袖撰写过一些书籍和记述，但这些研究是初步的和局部的，缺乏系统性。50年始，对广州农讲所的研究日益走向系统和深化，并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形成一个小热潮，相关文献编辑出版，相关会议多次召开，相关论著陆续发表。在90年代出现，一直延续到21世纪，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成果。但近年来，研究成果大为减少，系统性研究更是寥若晨星。在中国党成立百年之际，随着又一次党史研究热潮的到来，对广州农讲所相关问题的研究再次升温。以《农动的摇篮：广州农动讲习所》为代表的相关著述，再次引燃相关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并形成新的突破。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阐释广州农讲所开展农民问题理论研究的价值所在。以往对广州农讲所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广州农讲所创办的背景与条件、广州农讲所的续办与发展等历史逻辑，没能充分呈现广州农讲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意义。以《农动的摇篮：广州农动讲习所》为代表的研究成果，突破了纵向历史考察的单向思维，注重理论与实践两条主线的交融，在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动态互动中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在分析广州农讲所创办的背景与条件时，把对农民问题的共识与农动的早期发展两条主线有机融合，展现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与中国农民问题实践有机统一的逻辑进程。广州农讲所时期，以为代表的党人编纂和出版《农民问题丛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与农动》等文章，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指导我国早期农动实践的理论成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中国化进程的写照。在此时期，党对农民问题理论的研究与推动农动发展的实践，也蕴含着“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本要素，为中国新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研究广州农讲所，丰富了研究视角，拓展了研究视野。

　　其次，从历史本源出发，把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逻辑地统一起来，从历史研究中观照现实、引领未来。以往对广州农讲所的研究多局限于广州农讲所创办和发展的历史研究，观照现实不够，引领未来缺失，“资政”功能也不足。目前，以《农动的摇篮：广州农动讲习所》为代表的研究成果，把对广州农讲所的研究置于中国党百年历史的时间维度，不仅系统地阐释党人在创办广州农讲所中的主办、主持和主导作用，分析广州农讲所在推动农动勃兴、积极支持和配合工人运动、参加和支援广东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以及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中的历史贡献，而且论述了广州农讲所对探索中国新道路的历史影响。特别是基于对农民地位作用的认识，观照、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三农”问题，落脚于农民脱贫致富、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这种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统筹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拓展了广州农讲所的研究领域。

　　再次，从创办广州农讲所的初心出发，立足广州农讲所的教育教学，通过审视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揭示农民教育的基本规律。广州农讲所首先是培养农动指导人才的学校。它的创办提升了党对新式农民教育的认知，发展了新式农民教育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农民教育的新路子，不仅培养了大批农动骨干，也为以后的农民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广州农讲所的教育教学实践，形成和体现了新的农民教育观，即农民教育要从维护和发展农民切身利益出发，为农民大众服务，同时又是的反帝反封建的教育。广州农讲所的创办和发展实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从改造社会和发展农动的现实需要出发，培养化的实用型人才。广州农讲所确立和传承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并重，并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广州农讲所作为一所新型的培养农运骨干的学校，在组织管理、学员管理、教员管理等工作上卓有成效的实践，为锻造优秀的农运干部队伍提供了坚强保障。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严格的军事训练和丰富有效的实践培训，学员们分赴全国各地，点燃了农动的熊熊烈火，为推动广东乃至全国农动的勃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农动的摇篮：广州农动讲习所》为代表的研究成果，把广州农讲所的农民教育放在基础研究的地位，注重全面分析和审视广州农讲所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并对农民教育做了专门论述和总结，旨在揭示农民教育的基本规律。同时，以历史观照现实，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农民教育之路，展现了党人对初心的坚守。

　　在中国党百年华诞之际，组织编写《中国党与大丛书》，体现了习总提出的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重要要求，契合“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目标取向，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习总反复强调，要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从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为全党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前行方向。正是在习总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广州党史学界开展了对广州起义的研究。

　　习总指出，“中国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广州起义则是这些“可歌可泣的篇章”中的重要一篇。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是中国党高举的旗帜、探索中国道路的一次伟大尝试，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连接在一起，成为中国党独立领导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对中国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研究广州起义是研究中史不能越过的重大历史事件。

　　深入研究广州起义，首先必须直面一个重大历史问题：为什么在大失败后，转入低潮、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党还要发动广州起义？研究认为：1927年，派先后发动“四一二”反大、“四一五”反大，全国形势虽然由暂时转入低潮，但的能量并没有消失殆尽，尽管这种能量不如时期磅礴，但仍然存在并不断地蓄积，广州起义就是这种不断蓄积的能量的爆发。而且从全国尤其是广州的实际情况看，新军阀的野蛮和残酷，引起了党人以及广大工人、农民的极大愤慨，这种愤慨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只有拿起武器反抗派，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些正是中国党发动广州起义的广泛社会基础，也是起义能够迅速发动两万多人参加的原因。

　　其次，苏联、国际是如何全程影响了广州起义的？一是苏联、国际在中国大失败后及时调整了关于中国的政策策略：在对待方面，从联合利用到视为敌对；在武装斗争方面，从只抓工作到建立自己的军队；在土地方面，从依靠到由无产阶级直接领导；在政权建设方面，从反对提苏维埃口号到广泛宣传苏维埃思想。苏联、国际关于中国的政策和策略的这些转变，明确了中国的一些基本问题，对大失败后的中国党人探索新的道路有一定的指引作用。二是苏联、国际参与了广州起义的筹划、决策和具体的准备工作，为广州起义提供了指导以及人力、物力的援助。三是在广州的苏联、朝鲜和越南的部分者积极参加起义，与中国工人、农民、士兵并肩作战，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再次，关于广州起义的地缘因素，即党中央为什么选择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这是因为广州具备五个条件：一是这里有优良的传统。广东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鸦片战争在广东爆发，广东首当其害，同时成为了反侵略斗争的前沿。在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广东也走在了最前列。辛亥前期的宣传、组织以及大部分的武装起义都是在广东发动和进行的。广东还是全国的中心，三大、一大先后在广州召开，国共合作的实现，力量从聚集起来，很快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新局面。二是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工人群众基础方面，两次劳动大会的召开、工人斗争蓬勃发展，将广大的工人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农民群众基础方面，1926年5月，广东省约有2/3的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农会会员有62万多，约占全国农会会员的近2/3，是全国农民协会的楷模。三是这里有一定的党掌握的武装。组建了工团军和农团军；创建了农民自卫军；建立了一定规模的正规武装。四是这里有坚强扎实的党组织。1926年4月，广东的党员人数为3700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33.6%，居全国各省区之首，是中国党当时最大的地方组织。五是这里有武装的基础。“讨蒋起义”中全省有34个县市先后举行了46次武装起义；“策应起义军”中全省30多个县市组织了武装起义。连绵不断的武装，终究会汇聚成一股巨大的红色浪潮涌向珠江。大时期，很多都在广东从事过活动，对广东省的省情和广州市的市情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结合现实条件，自然把广州作为起义地点的选项。

　　最后，广州起义精神感召后人。广州起义短短三天便告失败，但起义体现出的精神与世长存。广州起义决策于大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环境之中，但面对“四一二”反大、“四一五”反大之后迅速向全国蔓延的白色恐怖，党人没有畏惧、没有悲观，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信念，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奋起反击派，体现了不忘初心、坚持理想的奋斗精神；当起义前遭遇危急状况，行动被敌人察觉，派火速调集兵力向广州汹涌扑来，起义军总指挥部成员没有退缩，临危不惧，随机应变，毅然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到11日，并果断地下达了战斗命令；起义爆发后，战斗异常激烈，起义军民伤亡惨重，但起义军民英勇无畏，敢于战斗，慷慨赴死。起义的主要张太雷身先士卒，牺牲在战斗一线年的生命历程践行了“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铮铮誓言；起义失败后，起义军民不屈不挠，一边撤退一边坚持战斗。年仅19岁的党员、教导团支部委员游曦，带领女兵班在长堤阻击敌人，由于与总指挥部失去联系，没有得到撤退的命令，坚持在街垒与数倍的敌人进行战斗，打光，刺刀拼断，誓死不后退，直至全部壮烈牺牲，体现了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在广州起义中，除了教导团外，广州市内、市郊的工人赤卫队，两万多名工人和农军以及国际主义战士共同抗敌，教导团与赤卫队并肩战斗，工人赤卫队与农军紧密配合，国内的主义战士与国际主义战士携手作战，体现了齐心协力、同仇敌忾的团结精神。在广州起义的过程中，党人在毫无经验借鉴的情况下，勇于开拓，敢于尝试，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率先将中国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命名为“红军”，率先公开打出了“镰刀斧头”的红色大旗，体现了锐意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英雄壮举：1927年的广州起义》一书正是上述研究成果的具体展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研究广州起义，正是为了学习广州起义精神，明理、增信、崇德、力行，从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不忘初心再出发。

　　党的以来，国内的党史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大好局面。究其原因，一方面离不开广大党史研究工作者的辛劳付出，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应当归功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正确引导。“学习党史、国史，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习总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学习党史的重要性，对于如何学习中史以及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阐述了学习党史的重大意义，分析了党的历史贡献，概括了党的精神，评价了党的领袖人物，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学好党史、做好党史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评判标准。

　　全国各地党史部门和党史专业人员根据习总关于党史学习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党史和研究党史，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明党的奋斗历程，论述党的历史贡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而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以广东为例，党史学界充分挖掘地方史料，对中国党在广东的历史，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打造出一批具有广东地方特色的学术研究精品。聚集在广州的党史工作者，包括广东省委党校以及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的党史专家，他们长期致力于广东地方党史的研究，对中国党在广东的、建设、改革等不同阶段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近日，由华南师范大学龙观华教授独立撰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大运动的中心：1921—1927年的广州》就是广东地方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该书以运动中心为视角，专门考察中国党成立至大失败的广州历史，对大时期的“中心”概念、中心的形成与转移等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首先，作者认为，“中心”这个概念，与世界和国际主义运动是相伴相生的，其含义也是随着国际共运的产生与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在中国，“中心”一词，虽然与“重心”“大本营”“权力中心”或“领导中心”乃至“中心任务”等诸多概念的语义相近或相通，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心”的语义指向，更加倾向于区域位置的重要性、活跃度和影响力。其次，大时期的“中心”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作者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和党组织在广州的建立和发展，为大本营建在广州创造了条件；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这直接促成了大中心在广州的形成；而黄埔军校和军的创建、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以及广东根据地的统一，进一步巩固了广州在大运动中的中心地位。再次，大中心形成之后，是否会变动？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1924年至1926年，大运动的中心在广州，到了1927年初，则从广州转移到了武汉，直到大失败。这说明，大时期的中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生转移的。最后，对于“广州是大运动的中心”这个观点，到底是“一家之言”还是“广泛认同”？作者通过列举中外学者对“广州大中心”相同或相似的话语表述，证明这个观点已经在史学界达成共识。总的来说，《大运动的中心：1921—1927年的广州》一书，探讨了中国大时期“中心”的含义、形成、转移、认同等诸多问题，考察了中国党早期领导中国以城市为“中心”的历史进程，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经验，是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大时期“中心”的专著，是研究中国党早期“伟大斗争”历史的一项开创性成果。

　　该书不仅在问题论证方面有新意，在谋篇布局方面也有特色。比如，篇章的安排，各章围绕主题又自成体系。全篇七章，七个小主题，每章可以独立说明一个问题，同时各个问题之间也存在关联，更为重要的是七个小主题都是围绕一个中心思想，也就是全篇主题：广州是大的中心。这种篇和章各成体系的设计安排，给人一种大环扣小环的感觉，自然而得体。

　　总体上看，全篇最明显的特点，应该是“”，底色鲜亮、文化深厚。作者在书中用词语阐释理论并指导行为，展现了者的斗志和精神，彰显了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习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民在、建设、改革中创造的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里所说的“文化”，其历史渊源可回溯到20世纪初期包括大在内的波澜壮阔的中国新主义实践。全书的布局与撰写，从大在广州的准备、发生、经过、结局的具体史实，提升到文化的理论概括，从而使这本著作展现出来的底色更加鲜亮、文化更加深厚，使广州的中心地位更加凸显。

　　今年，正值中国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经过艰难历程，成就伟大事业。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宣传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事迹，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组织广州地区的党史专家，研究写作了《中国党与大丛书》，着重对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党领导广州工农运动、三大、大时期的广州运动、广州起义等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彰显了广州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党史学界对大时期“中心”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套丛书的出版，为当前正在全国开展的“四史”学习教育，及时提供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高质量素材，势必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形成“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良好氛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新的精神动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以来，习总围绕党史学习研究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对我们深入学习党史，传承党的好传统、好作风，运用党的历史经验指引今天和今后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广大党史工作者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深入挖掘、整理了大量党史资料，不断产出新的研究成果，撰写了不少有质量的党史新作。特别是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深入挖掘史料，研究不断深化，推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对大时期广州运动研究就是重要一方面。

　　关于广州大历史若干问题的研究，重点是对广州大运动中心地位的研究。中国党创立和大时期，广州是全国运动的中心，曾为中央的所在地。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三大、一大和二大、第一次至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均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多位领袖和著名者，如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彭湃、苏兆征、杨匏安等，在广州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足迹；许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在广州发生。党人这一期间在广州活动的历史，是中史、中国史重要而辉煌的篇章，是党史工作者应当深入研究的大课题。近年来的研究，涉及上述方方面面的问题，例如广东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国共合作的建立，广东区委在大运动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广东工农运动的兴起与高涨，广州四大基地（农讲所、黄埔军校、“东园”即省港委员会、广东大学）的形成，等等。对大运动研究，还有一个着力点，就是结合分析广州的社会历史条件，深入分析、探讨和揭示广州在建立统一战线、创建武装和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先行作用，致力于再现广州这座城市在党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在综合城市功能、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现代服务业、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出新出彩，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提供历史经验和精神动力。

　　正值中国党百年华诞，曾庆榴编写的《广州大史论丛》便是其中的一本。该著作阐述了广东党组织在这段历史时期的十大亮点：一是广东党组织是1920年继上海、北京之后最早建立的一个地方组织。二是陈独秀亲自主持、参加广东党组织的创建，并担任广州党组织的第一任。在创党时期，陈独秀先后三次亲临广州，时间长达一年多。这种情况是别的地方没有的。三是在创党之际，创办《广东群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广东群报》传播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线，为建党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四是杨匏安最早在南粤传播马克思主义，他的《马克斯主义》一文紧随着《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而发表，是对李大钊等人在北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迅速回应。五是陈独秀在广州指导创党之际，利用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便，创办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这是广东早期党组织培养干部的学校。六是中央局1923年4月从上海南迁广州（至同年9月），随着陈独秀等到达广州，广州遂成为中央所在地。6月，召开中国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大与在一年前党的领导干部会议、第一次全国“劳大”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几次重要会议连续在广州召开，体现了广州在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七是三大之后，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正式形成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由此掀起轰轰烈烈的中国大运动。八是广州是中国党最早一批军事干部的诞生地，是党人从事武装斗争的始发点。九是反帝反封建的国动蓬勃发展，规模空前的省港大坚持16个月，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先后在广州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举办六届农动讲习所，培养大批农民干部。在工农运动影响下，广东的、妇女运动、商动接踵而起，风起云涌。十是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精英荟萃南粤。

　　广州大运动的历史，是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富矿”，教育、启迪意义重大。撰写历史，讲好感人故事，十分必要。《广州大史论丛》这本书对中国大史、中史的研究，将起到推进的作用。

　　（作者系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