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对外译介：“守正”与“创新”

　　中华文化“走出去”离不开对外译介。对外译介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翻译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译”与“介”都需要“守正”与“创新”，力求做到“异化为主，归化为辅”“传受双方，平等互动”“内外统筹，因果兼顾”。

　　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为对外译介中常见的翻译策略。前者以目的语为归宿，强调译文的流畅性，有利于减少译介受众的阅读负荷；后者以源语为归宿，强调原文的异质性，有利于保留源文语言与文化的差异。但文化学派翻译理论认为，归化的选取源自两种文化的不平等。后殖民理论也强调，如果把翻译视为文化斗争的一种工具，那么归化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统治。严格上说，从弱势文化到强势文化，归化是对弱势文化的“驯化”和消解，而异化则是“反驯化”，是对弱势文化独特魅力的保留。从强势文化到弱势文化，异化将成为强势文化侵入弱势文化的助推剂，而归化则正好有利于保留弱势文化的语言特色。中华文化“走出去”，多数情况下还是从弱势文化到强势文化（如英语文化）的转换，因而需要时刻警惕来自强势文化的“入侵”，做好“守正”与“固本”。

　　翻译目的、读者的期待视野以及译者的文化立场都会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与使用，但源自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则贯穿整个翻译过程。鉴于当前中译外的翻译语境以及翻译所肩负的文化使命，翻译策略的选择应首先考虑“为何译”，并以此为抓手引领中华文化“走出去”。如果将翻译提升到文化强国与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中华文化的对外译介，应该坚持“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当前，英美文化霸权在翻译活动中表现为更倾向“通顺”“流畅”“透明”的“翻译规范”，对异质性话语和文化依然采取压制性和排外性的政策。一方面，译者为得到强势文化读者的接受与认可，不得不作出妥协，采用强势文化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形式。如果一味地倚重归化，则势必弱化或消解源语文化特有的文化元素，尤其是部分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同时，这也会让目的语文化（主要是英语文化）凌驾于源语文化之上。另一方面，如果不考虑“忠实对等”，单纯追求语言上的“流利性”，实际上是掩饰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归化，这会进一步扩大英美文化的霸权地位。相反，如果在中华文化的对外译介中，采用保留民族文化差异性和民族性的异化翻译策略，至少不会使其更加边缘化，并可能保持或推进文化创新。

　　文化的世界性源自优秀的民族性，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寻求的共性。若单纯从目标语受众的角度出发，盲目追逐译本市场销量，滥用其他罔顾守正的创新策略，均有悖于“文化真正走出去”的翻译伦理。如果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就可能让更多的西方受众对中华文化的形式和内涵，从认识到理解、从理解到认可、从认可到接受直至尊重，让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上升为世界性。所以，对中华文化而言，民族性和本土性的保留就是“守正”，异化翻译就是“创新”，非“守正”无以为进，非“创新”无以为守。

　　对外译介是一种跨文化的双向互动的传播行为，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平等”是在社会文化层面对翻译伦理“忠实观”的彰显，对话是建构共通意义空间、实现“普遍性”的重要途径。中华文化“走出去”，构建的是一个以对话而非独白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话以平等为前提，国家与民族无论大小还是强弱，都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家庭的一员。“走出去”既要从自我的角度看世界，也要从世界的角度看自我。无论是传者还是受者，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不能单独决定这种跨文化交流的规范，而是要在平等对话中逐渐改变不合时宜、非全球化的文化观念，共建一个和平、发展与合作的人类世界。如果传者与受者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文明交流互鉴，就能在“求同释‘异’”的过程中不断修正、重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实现传受双方共赢式的文化交流。

　　中华文化对外译介，传受双方是平等互动的主体，中外文化是平等互动的内容，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则是平等互动的目的。只有秉持平等互动的对外译介观，我们才能发现“镜中之我”，从而真切而深入地把握中华文化的精髓，在守正固本中增强文化自信；才能借助对外译介进行创新，进一步发扬光大。也只有平等互动，受者才能在可期的时间内改变某种固有的偏见或参照目标，进而产生持久深远的传播效果。中华文化“走出去”，体现了主动性和大国风范，为平等互动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范例。

　　传受双方分别是信息传播的两极，“译介什么”是内容问题，“如何译介”是策略问题。中华文化对外译介效果最大化需要针对受众需求差异进行精准化传播。在理念上坚持“适其需要、合其口味、引其参与、与其交流”；在尺度上审慎有度，既需要高效回应合理需求，但也不能“一味迎合”，逐末忘本；在策略上细致入微，细分受众类型，全面把握不同受众的认知需求、心理需求、态度倾向以及阅读习惯。同时，相关机构还需要继续完善信息反（前）馈机制，积极开展以问卷、调查、座（访）谈，书评、报道以及论坛为主的交流活动等，为实现对外译介的良性循环奠定基础。

　　在当前网络化的传播语境下，信息传播开始具备即时性、开放性和全球性等特点，媒体间的业务界限也越发缩小——传播内容日趋相同、传播主体越发多元以及受众对象渐为一体，传统的“内外有别”外宣理念面临严峻挑战。对此，中华文化对外译介需要立足当下传播语境，与时俱进、创新理念——变“内外有别”为“内外统筹”，即统筹考虑内外向度、译介内容、译介主体以及媒介渠道等。既要重视各种差异性，又要诉诸接近性。

　　译介过程影响译介效果，前者是因，后者为果。译介效果的检验又主要依赖于受众的反馈，包含在认知、情感、态度或者行为等不同层面的变化。为此，必须“因果兼顾”——优化译介过程，重视受众反馈。在译介过程方面，完善对外译介机制、整合传播资源、拓展媒介渠道、丰富传播手段，为“自扬其声”与“借帆出海”保驾护航；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和数字出版技术，最大化地抵消噪音，降低熵值，保证译介效果。在受众反馈方面，由专门的对外译介研究机构统筹、指导内部与外部反馈网络系统，全面了解来自国外政界、学界、传媒以及普通民众对中华文化各类译介的反馈；协同各媒介机构联合作战，以“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调查研究，为优化或者规划当前与未来的对外译介提供参考。

　　中华文化“走出去”为时代所需，是建设文化强国、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必经之路。“守正”是保留，是为了文化继承；“创新”是变化，是为了文化发展，二者为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中华文化对外译介，不管是翻译还是传播，都需要立足时代语境“守正”与“创新”，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与“走进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传播学视阈下的藏族文化外宣翻译研究”（17XYY01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