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文化内涵

　　为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内涵，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2022年6月10日，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胡英泽教授组织、发起的“黄河文化话语方式与内涵挖掘学术报告（一）”在线上召开，引起广泛关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南大学、聊城大学等学校参会者达200余人。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黄河文化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学术界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黄河文化。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生态学、民俗学、旅游学等领域的学者研究黄河文化，但学科分立，各说各话，并没有科学地回答什么是黄河文化？如何开展黄河文化研究？黄河文化的内涵是什么？黄河文化研究如何落实到国家重大战略的具体实践中？这是当前最重要的学术问题。因此，吸收各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运用系统的学术术语、核心概念、逻辑结构，形成历史叙事和内涵挖掘的方，构建黄河文化学科体系，这是最高的学术使命。“黄河文化话语方式与内涵挖掘学术报告（一）”即是围绕这些重大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

　　黄河文化研究要立足于黄河母体，黄河河道的形成、演变是重要的基础。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徐海亮主讲的《龙山时期黄河下游演化与治水文明的兴起》，探讨了龙山时期黄河下游的河道演化与治水过程，认为龙山时期及地质时期黄河下游的演化，是历史时期黄河河道变迁的某种预演。历史时期黄河多次南北改道存在重要的地质动因。华北平原基底构造决定了黄河河道的走向。黄河的古泛道带主要包括现行黄河以北的禹河泛道带、汉志河泛道带；黄河以南的济水泛道带、汳河泛道带、颍水泛道带；跨越现行黄河的瓠子河泛道带。史前黄河多次、长期夺占济水，入侵淮北平原，济水与黄、淮若即若离，休戚相关。龙山时期黄河演化与当时的气候环境、地质灾变、构造活动有很大关联，在缺乏人工堤防的情况下，黄河下游河汊分流，处于天然的瀚漫状态。龙山时期先民的规模性治水，发生在黄河主流北上回归河北平原之后。在古兖州、豫州（今天的鲁西南、豫东、苏皖北部），人类利用水土环境变迁和气候条件，通过适应河道变迁的新格局，整理了局部的水土环境。龙山时期黄河的迁徙过程与当时的人类族群迁徙密切关联，不同族群在治水过程中保持频繁、长期的文化交融、社会交融，最终龙山晚期的社会族群通过治水，协和万邦，促成了中原各大族系的融合。各方国组织起来，成为治水的基本力量，社会形态发生嬗变，以中原夏后氏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国家终于产生。中国各种典籍将龙山文化后期长达200多年先民治水、开展社会经济活动的传说进行层层叠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的创世纪故事。人类规模性的治水与社会形态的转变、国家形态的形成相联系，正是规模化的治水工程催生了第一个集权王朝国家机器的产生。灾害挑战人类，但危机反而是文明发展与跃迁的契机。黄河河道的变迁，就是中华文明不断融合、发展与嬗变的历史。

　　景观文化是指人们在与景观长期互动的实践中，所创造和形成的具有与该景观相适应的精神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具体地体现景观环境中，但较少有人关注景观在地理空间“长时段”的扩散问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安介生教授主讲的《历史景观的“复制”与“再生”——以黄河“龙门”为例》则在这一问题上别开生面，具有方上的示范意义。从黄河“龙门”的景观原型与意象来看，“龙门”一词出自《尚书·禹贡》，即“龙门西河”。“禹凿龙门”的故事始于先秦，到两汉时期已经深入人心。起初，龙门地点并无非议，龙门山横跨黄河两岸，西岸为陕西韩城，东岸为山西河津。两汉时期，“龙门”景观发生了复制和再生，出现了伊阙龙门与“鱼跃龙门”。伊阙龙门与大禹治水有关，其构成并不复杂，“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北流”与“龙门”景观构成相同。从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龙门”景观的内涵与意象得到很大的充实与丰富。隋代是“龙门”景观复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东都洛阳是全国中心，伊阙的地位较前代更显重要，其“龙门”之名也被普遍接受。隋唐时期，河东龙门与伊阙龙门并列，不少文人墨客对其大加赞美。北宋以后，龙门景观的扩散加速非常明显，南方地区“龙门”景观呈增加之势。这和唐、五代以后多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及其引发的南方开发和地理探索的情况存在密切关联。明清时代，龙门景观的复制进程达到高峰，散布在全国各地。“龙门”景观的复制与再生内在的动因是中国的水利建设，大禹治水是其普遍接受最重要的因素。“龙门”景观的复制与再生，不仅揭示了黄河文化在黄河流域内部的扩散，而且展示了从黄河流域扩展的长江流域甚至更为广阔地区的空间历史过程。

　　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径流量深受降水影响，气候及其突变则是影响降水的根本原因。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潘威副教授主讲的《道光皇帝的水利危机：气候突变对清朝河务的挑战》，从“气候—社会”的分析视角出发，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提出道光时期中国东部夏季风强度变化频率变大，夏季风雨带的进退时间与华北雨季开始时间出现了不稳定。加之西向台风持续活跃，运动轨迹更加深入内陆，黄河中游径流量异常增大，达到近300年来的峰值。道光时期，黄河入汛时间非常不稳定，年际变化大，极端年份集中，这给下游修防备料造成了严重困难。气候是道光时期黄河下游频繁决口的重要触发因素。黄河汛期极不稳定、洪峰规模和频率等黄河水文环境变化，对治河事务提出新的要求。这一时期国家财政与河务财政均遇困境，国家治河制度出现临时性转向，对黄河的实际掌控能力逐渐丧失。

　　河治则国治，黄河治理为国之大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贾国静副教授主讲的《清代黄河治理及其意蕴》，从历史时期治水与的关系入手，指出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宋代治河、明代治河保漕与保护皇陵等均涉及考量。她在以往水利史、环境史、灾害史等研究基础上，对清代黄河治理的意涵作了细致分析。清前中期之所以强力干预黄河治理，“治河保漕”似乎成为中外学界的成说。中国作为奠基于黄河流域的农业大国，黄河治理是治国安邦的应有之义。清代前期治理黄河是消弭灾害、保障民生的重要举措，具有建构满清政权合法性的宏观战略考量。清初皇帝拜谒大禹陵、封典河神、探寻河源等与黄河治理有关的活动，是其获得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环节。清中期以后，黄淮河患日益加重，黄淮运水系重陷困境，清廷通过拓展机构建置，增加在河官员人数，完善制度规定，加大财政投入、矫治河工弊政，努力恢复治河旧制，表现出恪守祖宗“家法”，竭力“事河”的文化意蕴，重视治河成为清政权的传统，在国家强力干预下的黄河因承载着重要的使命而成为一条之河，清代治河的意义也远在经济与社会意义之上。学界有关治水的探讨，主要有治水社会、水利社会、治水、水之等几种类型，而“水之”与前三者不同，它是从灾害史视野出发，探讨清代黄河水患、黄河治理与国家的复杂交互，既注意水患治理对于政权建设的一般意义，以及治河之于漕运的重要价值，更将黄河水患治理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挖掘其对清代前期国家构建所具有的特别意义。黄河治理进入清代文化传统之中，对清代中晚期的黄河样态产生了深刻影响。

　　黄河文化不仅需要兼顾上中下游，而且要多学科交叉渗透，“黄河大合唱”，在一个系统的逻辑框架内，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黄河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理论概括，“讲好黄河故事”，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赵慧斌 袁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