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医事件”杨文医生学妹：先是害怕 还有很强屈辱感

12月29日，北京气温骤降，距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医生杨文遇害已过去4天，但这起命案仍尘埃未定。

封面新闻记者当天回访民航总医院，急诊大厅入口左手处设置的临时悼念厅里，长约10米的桌上，花束从桌面摆到地面，不少花束上架着的卡片上写着“杨文医生安息”“杨文医生走好”等字样。前来悼念杨文医生的人络绎不绝，一位年轻女士在一位男士陪伴下前来，放下花束之后，俯在男士肩头抽泣。

此外，不断有穿着各色外卖制服的快递员，捧着鲜花直奔急诊大厅。一位附近花店的店员告诉记者，一天接到给杨文医生送花的订单有二三十个。

民航总医院临时悼念厅内，悼念者送来的鲜花。封面新闻记者柳青摄

悼念厅一侧是急诊科重症抢救区。记者探访当天，这个区的门外站着多名安保人员，防爆叉等安保装置就放在门外。

民航总医院急诊科重症抢救区。封面新闻记者柳青摄

一位前来悼念的女士放下花束后不住的流泪。她对记者说，“杨文是我的师姐，我们都是首都医科大学毕业的，我是95级，她是87级。”

这名女士表示，她父母都是血管病患者，民航总医院是距自己家最近的医院，杨文医生擅长心血管病急救，“所以对她的工作很熟悉”。

据她介绍，她曾在朝阳医院从事临床工作，对医院急诊岗位比较熟悉。她透露，杨文医生这个急诊岗位一般是值一个24小时的班，休48小时。如果（值班的）人少，可能也休息不了这么久。

她还告诉记者，听到杨文医生遇害消息之后，“我的很多同学，我们首先是害怕，还有很强的屈辱感。这不仅仅是医患矛盾，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在民航总医院急诊室大厅外百米处，设有高碑店派出所民航医院警务站。12月29日上午，警务站里有两位当值民警。记者试图询问24日命案当天有几位民警当值，什么时间接到报警等，但当值民警拒绝了采访。

12月27日，北京市检察院官方微博宣布，该院第三分院经依法审查，对在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抢救室内行凶的犯罪嫌疑人孙文斌，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捕。这也是外界第一次知道嫌疑人姓名。随后，更多这名嫌疑人的信息，被披露出来。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嫌疑人孙文斌的姐姐住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二外”）家属楼。12月29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该家属区，家属楼楼身显示的门牌号为定福庄南里1号院，该楼共6层，有多个单元门，是没有安装电梯的老式住宅。记者探访发现，这栋楼只有一个单元门需要门禁，必须要住户同意开门才能进入。记者从住在这栋楼里的居民处确认，孙文斌姐姐就住在需要门禁的单元里。多位居民表示，听说了民航总医院杀医事件，但“不认识”这家人。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孙文斌姐姐称，她家共有兄弟姐妹五个，她排行老四，55岁的孙文斌在家中年龄最小。孙父已在早几年去世，其母魏某95岁。孙家是从京郊梆子井村一带经农转非进入城市的。孙家大哥退休前在乡镇私企上班，大嫂原是“北二外”职工。孙英自己也已退休，她所住房子是原为“北二外”职工的公公留下的。

12月29日晚，封面新闻记者来到朝阳医院急诊科，大厅有警务员值守，记者求证多名工作人员和医生，孙文斌母亲孙魏氏就诊于急诊重症监护（EICU）。在急诊科服务处，记者问及孙魏氏病情如何，护士表示并不了解，相关情况需询问有关领导。

北京朝阳医院EICU，嫌疑人孙文斌的母亲已在此治疗。封面新闻记者粟裕摄

据央视新闻12月29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凌锋从朝阳医院了解到，孙魏氏家属自行从民航总医院办理出院，并打了999要去朝阳医院。朝阳医院并没有提供免费医疗。

民航总医院杀医事件发生后，医务人员生命安全如何保障，也再次成为焦点。

记者注意到，2014年在北京连发两起伤医事件后，北京提升了医院安保，在全市首批50家医院53个院区设立警务工作室。2014年4月24日，最高法等五部门发出《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刑法修正案（九）》也将“医闹”入刑。

在杨文医生去世3天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12月28日表决通过《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该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

2012年4月13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邢志敏在接治患者的诊室里，被一男子刺伤。为保护医护人员安全，该院建成了报警系统、巡更系统、门禁系统和监控系统。当受到威胁时，医务人员可按桌下报警按钮报警，医院里有警务工作站，呼叫反应时间可能会缩短，减少严重犯罪几率。系统还可对犯罪嫌疑人的路径进行追踪。

一位前来民航总医院悼念杨文医生的女士对记者表示，自己是人民医院医生，“是杨文故交”。她证实，人民医院已启用这套系统，“如有紧急情况，可用这个系统报警。”北京另一所三甲医院医生对记者表示，该院也已建成一键式报警装置网络，重点科室还有保安巡查制度，如触发报警键，附近保安可在一分钟内抵达，“效果很好”。探访当天，上述接受采访的医务工作者都表示，更加完备的医生安全机制需全社会共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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