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压力大节奏快 谁来保障职场“打工人”身心健康

　　● 健康型人力资本面临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转变带来的挑战之一，是过度的工作压力、快速的工作节奏导致患病率上升，疾病年轻化态势日趋显著

　　● 当前，有关劳动者的健康评估主要集中在身体健康，我国法律条例也在职工身体健康损害程度评估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赔偿要求。相比之下，心理健康的评估和应对机制还处于起步阶段

　　● 员工健康管理不仅是保障员工身心健康、预防职业病的需要，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化解法律风险的需要。改善职场员工健康，亟须多管齐下，完善员工健康管理制度

　　健康型人力资本面临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转变带来的挑战之一，是过度的工作压力、快速的工作节奏导致患病率上升，疾病年轻化态势日趋显著。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21》(以下简称《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得出上述结论。

　　根据《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健康是影响整个生命周期的重要人力资本构成。目前广泛认可的健康人力资本概念源于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即“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还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建议，国家应采取更多政策措施，在继续提高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工作技能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适度缩短工作时间、增长休闲时间，提倡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健康生活方式，培养就业人口体育锻炼良好习惯等。

　　接受《法治日报》采访的专家认为，员工健康管理不仅是保障员工身心健康、预防职业病的需要，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化解法律风险的需要。改善职场员工健康，亟须多管齐下，完善员工健康管理制度。

　　手指间歇性抽搐疼痛，颈椎总是酸胀发麻，肩膀时不时发出预警……这些身体不适的状况，冯女士几乎每天都要经历。今年29岁的她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民企担任商务专员，已入职3年半。

　　冯女士说，这些小毛病几乎是在工作第一年就“找上了她”。尽管公司平时不怎么加班，但是工作时间内强度比较大，再加上工作需要久坐和长时间操作电脑，冯女士的手指会时不时疼痛，有时甚至弯曲困难，颈椎和肩膀更是僵硬肿胀，偶尔会疼到无法继续工作。

　　因为身体上的疼痛，她曾先后两次前往北京交通大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问诊，医生诊断她得了腱鞘炎，通过拍片子发现颈椎并无大碍，但是需要好好休养。

　　“医生直接告诉我，就是久坐和长按鼠标导致的，让我注意休息，可是工作忙起来根本没办法。”冯女士说。她平时也会通过缓解疼痛，但是效果都不明显，疼痛仍然时有发生，“这年头哪个打工人没点儿身体问题的烦恼”。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研究显示，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健康型人力资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过度的工作压力、快速的工作节奏导致患病率上升，疾病年轻化态势日趋显著。例如，全国第五次卫生服务调查显示，调查地区居民的每两周患病率达到24.1‰，慢性疾病患病率为330.7‰，比全国第四次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有了大幅度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法研究室副主任王天玉认为，过度劳动所造成的严重的身体透支，应该被视为职场健康问题的底线。

　　在《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研究团队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向晶看来，劳动者身心的损害不仅会引起个人工作时间减少，还会导致其工作生命周期缩短。当劳动者健康水平普遍下降时，不仅意味着家庭的经济支撑能力在减弱，更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效率将会持续降低，弱化经济增长的成果。

　　向晶在《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提到，目前广泛认可的健康人力资本概念源于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即“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还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

　　“整晚睡不着，躺床上就想吐，头疼得不行，脖子也疼。”栗女士神情平静地对《法治日报》记者讲述自己心理问题严重时的症状，她的头发染成了有个性的紫红色，笑起来开朗又大方，但她在无数个夜晚“头疼得想撞墙”。

　　栗女士今年30岁，在北京一家税务咨询机构担任商务兼会计。据她回忆，她有上述症状已经一年多了，实在忍不了才去北京一家医院看了医生，医生诊断她患有双向情感障碍，抑郁和躁郁双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2019年末，栗女士因为账上有一分钱对不上，她用了整整一周时间找原因，“对账对到干呕”。因为她的工作面对的都是企业客户，所以服务态度要特别好，而且处理的问题都是雷同的，“尤其是前半个月，基本就是重复再重复，感觉永远望不到头”。

　　如今，栗女士仍需要服用安定类的药物，头和脖子渐渐不疼了，也基本能够确保在半夜入睡，但还是有轻度抑郁症状。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提到，根据2018年发布的《中国城镇居民心理健康》，73.6%的城镇居民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心理完全健康的城镇居民仅为10.3%。

　　向晶认为，心理压力过大导致的社会适应性降低，无疑会使人的活跃性和创造力降低，进而弱化技术更迭能力，“这样一来，劳动生产率其实是很难提高的”。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海明告诉《法治日报》记者，现实中，我国对于员工身体和心理问题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比如，我国《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没有专列精神疾病，职场心理健康问题所致的精神疾病难以被认定为职业病。

　　在向晶看来，“心理健康评价机制的缺乏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当前，有关劳动者的健康评估主要集中在身体健康。同时，我国法律条例等也在职工身体健康损害程度评估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赔偿要求。相比之下，心理健康的评估和应对机制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有专业评估体系的同时，更要有国家健全职工身心健康保障机制的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