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辞职全天车站助人 团广州市委：不提倡

　　1月7日，广州火车站，春运第一天。上午9时，穿着一身迷彩服的罗赵辉从公交车上下来，把印有“中国青年志愿者”字样的红色绶带斜挎在身上，低头看了看胸前的周恩来像章和“中国志愿者”胸牌，又扶了扶红色的“中国青年志愿者”帽子，然后，迎着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阔步走去。他说，每次出现在这里，他都很兴奋。

　　沿路走过去，不时有公交站工作人员、酒店拉客女、保安、火车站工作人员乃至专门等着为乘客换散钱的小孩向他打招呼：“你又来了啊！”打招呼的人不同，表情和语气也千差万别。罗赵辉也不答话，只是笑着，一直走到人潮最汹涌的候车厅门口，深吸一口气，举起话筒：“旅客朋友们，你们辛苦了！我是青年志愿者，服务社会，不计报酬……”他每天的工作都从这句话开始，而这一天，已经是他辞职忙春运的第19天了。

　　罗赵辉的身份证上显示他1976年出生，是江西丰城人。他告诉记者，他19岁高中毕业后去福州参军，1998年转业后，先后在福州、北京、广州等地从事保安工作。1998年在福州工作时，就参加了福州青年志愿者协会，记者看到他随身携带的当地报纸上曾对其志愿者行为做过报道。2000年，小罗来到广州，一边在一家公司做保安，一边在火车东站租了一间房子，办起了一个免费旅馆，专门接收老弱病残和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外来打工者。因为经费不足，他的旅馆在勉强支撑一个月后停业。但是，他说这段经历却成为“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并鼓舞着他不断寻找这样的机会。

　　去年10月，小罗再次来到广州，并在东风东一家物业公司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但是，仅仅两个多月后，他就从该公司辞职了。因为，春运要到了，他“放心不下”。

　　“各位旅客，请您千万照看好自己的行李，谨防被盗”、“东临候车室请从这边走”……整个上午，他的嘴几乎一刻也没停下，他还承担起送开水的工作。5公斤的水壶在黑压压的人群中转眼就空了，他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于候车室和广场之间。

　　记者事后从小罗的朋友处了解到，水壶、喇叭、行李车、25000个一次性杯子，是小罗卖掉自己的手机后购置的全部物品。

　　从去年12月21日起，小罗每天准时来到广州火车站。从上午9点干到晚上9点，中间只给自己留下很短暂的休息时间。

　　小罗的一天一般这样安排：上午穿梭在广场上候车人群中，告知旅客如何买票、候车，为旅客送水、免费兑换零钱，协助维持治安等；下午到母婴候车室，帮助旅客托运行李。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下午发车比较多，而且老弱病残多集中于此。

　　1月8日下午，在记者贴身采访的4个小时里，他不停地在旅客之间穿梭，看见年龄大或身体不便的，总会主动问需不需要帮助。“要主动一点，不然别人不好意思开口。”小罗解释说。在这期间，他亲自将5拨旅客送上车，其中一个老太太的行李太多还把小罗的行李车压坏了。晚上9时，记者离开时，小罗说他还不能走，因为一位到湖南去的小伙伤了脚，行李又多，他已经答应将这名旅客送上车，所以必须等到10点车开才能回家。

　　罗赵辉：我生在农村，岁时才随父亲到城里上学，那些城里的同学老欺负我，骂我是乡巴佬，甚至抢我身上的钱。被欺负的记忆很深刻。所以，大一点后，就特别渴望社会有公平和正义。

　　罗赵辉：为了千千万万的旅客能过个好年，我再苦再累无所谓。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才能变成美好的人间（提高音量、张开双臂、环视四周，好像希望周围人能听到他的话）。而且，我相信社会上有很多人的想法和我一样，只是我还没找到。我正在学习上网，通过网络肯定能找到好多朋友。我相信我不会孤独。

　　罗赵辉：对，看到那么多眼睛都盯着我，感觉线多岁的老太太上车，整个候车室的人都为我鼓掌，当时那种感觉，我……

　　记者：为社会服务是一种奉献，但是孝敬父母也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义务啊。你这样辞职做志愿者，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如何对父母尽孝呢？

　　罗赵辉：还算可以。但仍然有很多人我照顾不到，既做宣传又搞服务，一个人分不开身。还亲眼看到很多人东西被偷被抢后的惨状。我为此很痛苦，想流泪。所以我想明年从老家雇一些帮手，每天发给他们工钱，来共同为旅客服务。

　　火车站工作人员肖女士告诉记者，最初她对他心存疑虑，事情不敢放心交给他做。但是，时间长了发现他真的没有目的。“春运人多，他能帮好大的忙”。

　　经常在火车站广场上出入的各色人等对小罗也都很熟悉。记者随他去地下广场上的一家快餐店吃饭时，店老板眯着眼睛拍手笑道：“欢迎欢迎，雷锋式的好青年！”而专门守在公交车站等着为乘客换零钱的小孩们则不太友善了，“傻×！”他们看见小罗总会远远地大叫：“别人给他5块整钱，他给别人6块零钱！哈哈哈……”

　　在广场游荡的酒店拉客女也会不时凑过来，压低声音问：“你在这儿做当真没钱吗？”小罗点点头。“那你要做多久呢？”“40天，忙完春运吧。”“哎哟，太离谱了！”拉客女一边摇头一边“啧啧”着走开了。

　　“活雷锋！”这几乎是每个被小罗亲自送上车的旅客都要说的一句话。前往湖南娄底的旅客许女士说，她每年过年都要从广州火车站回家，但这样的志愿者还是第一次见到。

　　在福州一家外企工作的孙小姐说，去年春节，她从福州火车站回家，行李太多，多亏有了小罗的帮助才能上车。她当时特别感动，就给小罗留了联系电话。后来她没有按照预定日程回家。小罗居然打电话到她家询问，非常担忧。孙小姐对小罗的评价只有一个词：“好。”同时她还想托记者转告他：还是要找一份固定的工作，“帮助别人的时候，不要忽略了自己”。

　　小罗辞了工作，只好暂时借宿在朋友冯先生家。冯先生说，小罗卖掉手机忙春运这类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他也一直在寻找小罗的“动机”，但从未发现小罗是在谋取私利。冯先生说，有一次小罗在四会救了一个搞受骗的女孩。朋友提醒他小心被报复，小罗就留下一个电话号码，“万一我牺牲了，就打这个电话”。“注意，他用了‘牺牲’这个词”，冯先生笑着说，平时小罗也喜欢用一些“很崇高的词”，“所以我感觉他内心深处有一种英雄情结，鼓舞他一直不图回报地做下去”。

　　正在华南理工大学读研究生的张小姐和小罗曾经是战友，她验证了小罗所讲述的人生经历。她说朋友都希望他能先稳定下来。

　　团市委宣传部长、广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李阳表示。这种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小罗的个人努力完全可以转化成组织力量，这样效果会更明显。比如，卖掉手机的做法就牺牲了太多的个人利益。其实，所需资金是完全可以通过组织向社会筹措的。对于小罗为春运而辞职的做法，李部长说这并非青年志愿者行动的本意，因为服务社会也要以维护自己生存为前提，所以并不提倡这种手段。

　　小罗是一个让人吃惊，甚至让人恼火的采访对象，因为他太“高大全”。记者在开始接触他时，也和他身边的很多人一样，对他讲述的经历抱有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但是多方核实，记者找不到他叙述的漏洞。记者试图联系到小罗的家人，听听他们的看法，但小罗说不希望家里知道他在做这个，怕他们担心。记者还曾想通过各种手段刺激他说出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但他几乎是“刀枪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