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决定开办“男德班”

　　指令突然传来，“凌晨2点，孩子哭了，喂奶。”刹车，每个人开始给洋娃娃冲奶粉，结束，火车继续向前。“凌晨4点，孩子尿了，起床换尿布。”刹车，每个人再次停下，模拟换尿布。

　　新手妈妈们的日常，作为互动环节被男受，这是“男德班”课堂上的游戏。“男德班”的名字最初是一种愤怒的反应，从传统“三从四德”演化而来的“女德班”在社会上兴起，方刚决定取名“男德班”，本意应该叫“好伴侣好父亲：男性成长工作坊”。为了对应讽刺，也为了吸引更多人关注，“男德班”的名号在争议中扩散。

　　方刚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博士，知名的性与性别学者，多年来致力于实践性研究，倡导男女平等、反对性暴力。眼下他正准备将“男德班”推向更广大的空间，在这个伴随着争议的过程中，回望初始的遇冷，方刚依旧满满，“在我活着的时候，改变所有人或者说主流社会的观点，是不可能的，也是正常的，我们的工作是慢慢去改变一个人、两个人。”

　　一个月前，这一面向全国的招生计划开启，19组成员报名。来自深圳、上海、成都的9名学员最终通过选拔，成为“男德班”的正式学员。根据课程计划，在为期3个月的培训后他们将成为男德老师，去各地教授男德课。

　　成为“男德”老师并不容易，方刚要求：一组3人，包括2男1女；成员定居一线城市，有婚育经验；成员需接受过性别教育训练。能满足要求的“老师”多来自于反家暴公益组织“白丝带”。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成立于2013年，是国际男性参与联盟的团体成员，致力于推动更多男性参与终止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方刚看来，“男德班”的实质是“男性参与”，这一概念在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首次被正式提出。次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上，男性参与得到进一步强化并被写入《北京宣言》。

　　2009年，中国社会迎来一场讨论：妻子生孩子，丈夫可以休“产假”吗？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分别对北京、西安、郑州、南京和扬州等地的796人进行调查访谈。问卷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集中于23岁至40岁。调查显示，对“休产假也是男性权利”的说法，92.1%的人表示了肯定意见。

　　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慧英建议把男性带薪护理假作为一项公民权利，在《社会保险法》中明确规定。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学者和国家计生委等部委官员的认可。

　　“但最后失败了，”方刚回忆当年的实践成果，观念与实践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当时性别平等方面有国际排行榜，北欧一些国家一直排在前列，“这和他们从上世纪70年代就做男性参与有关系”，方刚解释，去北欧国家旅游会有明显感受，满大街都是男人在带孩子。女人去哪了？可能投入热爱的职业，可能去读书等等。这让方刚意识到，推动性别平等不能只关注女性方面，“以前我们只是从女人的角度去讲同工同酬、妇女就业权、妇女读书权，但是后来发现如果男人不改变自己，那离现实中的性别平等就会有很大距离。”

　　开办“男德班”并鼓励男性参与成为方刚研究与实践的重点。2015年，第一届“好丈夫、好父亲”工作坊成立，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一男德班”。但招生遇冷，仅有2人报名参加。

　　“在当时，几乎没有男人愿意特地花钱跑到北京、用3天时间听别人教自己做家务带孩子。”方刚回忆。

　　某种意义上，“女德班”的出现和争议催生了“男德班”的繁荣。这样一个对应的名字，拓展了大众的视野，在具体事务之外，更让人们理解这是在探索一条怎样的道路。

　　“男德班”作为一项倡导性活动，是在“男性参与”概念相对陌生的情况下进入社会讨论的，“我们既然做这个活动，其实目标不在那十几个男人或者二十几个男人，甚至两个男人都没关系”，方刚谈到取名本身，“我们就是要吸眼球，活动的意义在于倡导，把这个声音传递出去。”

　　3岁那年，方刚的父亲，妈妈常年在外工作，他跟着姥姥长大。在学校，他经常是被欺凌的对象。小学二年级，方刚被老师罚站在教室前面，课间的时候，同学们要“批斗”他，他被同学们从教室二楼扭着双手一路押到操场，绕着操场“”了一整圈。成年之后有一次回学校，他才发现那个操场原来很小，而在记忆中，那里一直特别特别大。

　　1980年代，漫长的动荡结束，被压抑的渴求喷薄而出，文学成为显学，作家成为受社会崇拜的职业。“当了作家，就能被认可，被推崇”，从小被欺凌被否定的方刚心里由此长出一个作家梦。从十四五岁，方刚就开始写作。那时，不少调查统计称作家大多来源于两个职业，一是军人，一是记者。军人当不了，方刚走上了记者之路。

　　因为职业的原因，方刚接触到新生的、先锋的事物往往多于主流，由此他关注到同性恋群体。1995年，在做了大量采访后，方刚出版了《同性恋在中国》一书，这成了当年的大新闻。在此之前，国内从来没有关于同性恋的纪实书籍。方刚连书带人一下子火遍全国，名不见经传的小报临时记者一夕之间成了名作家。

　　美梦不长久，很快，报社的工作丢了，作家的名字丢了，方刚再次沦入“弱者”的命运，但这次他不再困惑，而是产生一种清醒的自豪。

　　后来，他选择学术研究之路。每周去旁听潘绥铭的课，从郊区出发，要倒两次车才能到学校。逢早8点的课，方刚需要凌晨5点起床，挤在人群里站两个多小时，才能坐进课堂。他形容听课的感受，“每句话都撞击我的心灵。”由此也坚定了他从事性学研究的决心。随后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

　　先锋伴随争议。曾有一名自称为“孩子在山东读书的中学生母亲”的人在网上发布一篇公开信，文中称“李银河、方刚之流以科学、教育为名行诲淫之实，其毒害、摧毁下一代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

　　还有一名西安中年女性，在街头将知名性学者包括阿尔弗雷德·金赛、李银河、方刚以及彭晓辉的照片摆在一起，鼓舞路人与她一起向这些照片泼粪便。方刚终于也遭了泼粪之“荣”，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应，“伟大人物都曾遭受过庸人的剧烈反对。当一个人并不轻率地顺从沿袭的偏见，而是诚实地、无所畏惧地运用他的聪明才智时，庸人是不可能理解的。”

　　对男女平等、男性参与方面，方刚关注多年，2014年，为总结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年间中国的性别平等历程，中华女子学院承担了一个口述史项目，访谈这20年间在中国性别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60位受访者中，只有两位男性，其中一位便是方刚。这是一篇超过6万字的口述史笔记，以《弄潮儿向涛头立》为题，被收入2015年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倾听与发现：妇女口述历史丛书》的第七部《纪录她们20年的行动足迹：北京+20妇女活动家访谈录》一书中。

　　访谈前一天，方刚接到一则咨询，是一位遭受家暴的女性。被家暴后，她找心理咨询师做过一年的咨询，结果越聊创伤越大，“因为咨询师说‘这是你的责任，你们应该学会沟通、互动’。”

　　在方刚看来，这位咨询师不懂得家庭暴力背后的权力与控制，缺乏基本的性别意识常识。他开办的男德班中，有这样的“家暴者”，顾伟就是这样的学员。

　　2015年，首届男德班开课，学员顾伟的离婚案正在等待二审宣判。顾伟想要幸福家庭，但又控制不住施暴。在课堂上，方刚让顾伟在肚子上绑气球，模拟孕妇的状态，体会妻子的艰难。

　　冷静时，顾伟坦言能感受到这份辛苦。但戒掉暴力不是容易的事。有一次，顾伟的儿子跟着亲戚家的大孩子看恐怖漫画，看完晚上开始做噩梦。顾伟跟儿子约定好不再看，但孩子没做到，被顾伟发现后，他再次打了孩子。方刚鼓励顾伟说出自己的经历，正视才能改正。

　　据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发布的数据，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在其一生中会遭受亲密伴侣的身体或性暴力或者非伴侣的性暴力——这一数字在过去十年中基本未变。

　　法国作家波伏娃的《第二性》扉页上写道，“女人不是天生,而是后天形成的。”代入到自己的生活经历，方刚能体会到这种“弱者”的处境，“当我读小学时，同学欺负我的时候，老师打我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女人’吗？对我的压迫和整个父权社会借助别的理由对女人进行的压迫有什么差别？我觉得没有。我就是那个被殴打的、被的、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女人’。”

　　在生理结构上的男性之外，方刚提到“支配性男性气质”，这种气质对所有人都是压迫。不仅仅是对女性，一个不那么“阳刚、成功、有钱”的男人同样是这种气质的受害者，因为每一个体都处在一种“弱者”的语境。

　　进入新的一年，新的男德班正在更多地方开展。7年前，仅仅是“男德班”这一名号就引来大批媒体的采访报道，当年方刚搜集到的三百多篇媒体文章中，有两百多篇都是负面导向。

　　到了今年，主流媒体上的文章批评的声音变少了，争议一直存在，但方刚觉得“这都不重要，骂我们的人多了，关注的人不就多了？目的还是要把‘男性参与’的理念传递出去。”

　　他一直记得二十多年前的某天下午，自己在烈日下骑着自行车，从中国美术馆的三联书店骑到北大南门的风入松，又转进小胡同里的万圣书店，只是想找到一本女性主义的书籍。

　　寻找是漫长的，不像现在，有些书店可能有一整个关于社会性别研究的。方刚感慨，“我们的工作就是慢慢地改变一个人、两个人，没有指望在我活着的时候改变所有人。两百年前妇女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她们也不会想到要用多少年才能走到现在，可能还觉得要五百年、一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