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再论性别平等评估理论与方法——以健康与生存指数为例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GGR）中，中国在149个国家中排名103。全球性别差距评价指数是由经济参与、教育、健康与生存和权能四个方面的综合指数组成。导致中国排名靠后的是教育（排名111）和健康与生存（排名149）。

　　世界经济论坛选择的指标和指数的综合方法不过是一家之言，事实上，角度不同、理由不同、选择指标和综合算法不同，就可能算出不同的指数，得到不同的结果。

　　对于2018年的结果，首先应当分析导致中国排名靠后的原因，其次从这个结果和原因中反思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差距，再次也需要对这种指标选取和指数综合方法进行分析，讨论这种评价在多大程度上能客观反映性别平等差距。

　　此前已经有人指出GGGR在计算中国的教育平等指数时，中等教育性别差距指标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已存在多年），但对健康与生存的性别差距指数少有人关注。健康与生存的性别差距指数应用了两个指标，即出生性别比和健康预期寿命的女男比值。

　　首先看健康指数的分布，是所有四方面指数中分布最为集中的（各指数的变化范围：经济参与26%~92%，教育57%~100%，权能14%~67%，健康与生存91~98%），且从2006年至今相当稳定没有明显变化（见图1）。这一方面意味着该指数本身在统计意义上来说已经缺乏敏感性，难以衡量可能存在的差异；另一方面意味着指数的任何微小变动都会对一个国家的排名产生影响。

　　其次再看两个指标。这两个指标的选择和应用都很值得商榷。由于几乎所有国家的女性健康预期寿命都高于男性（除了科威特、不丹和巴林），这个指标对变化基本不起作用。且出生性别比在计算指数时权重占0.693。因此健康与生存指数的差别主要取决于出生性别比。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国家都在健康与生存指数上排名靠后（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印度、越南等）。

　　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中国多年存在且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长期高居世界首位。尽管近年来有回落的趋势，但离正常范围还有很大差距（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正常范围，见图2）。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现象是在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后，因生育数量挤压和家庭生男需求共同导致的胎儿性别选择造成的，其根源是男女不平等的观念、制度安排和文化习俗。中国政府虽然在21世纪重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要从根源上解决，仍需要党政领导和全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更长时期致力于男女平等的共同不懈努力。

　　最后，对GGGR的指标选取也应有评判性的思考。有些国际组织用孕产妇死亡率作为反映男女平等的健康指标，这个指标具有明确的方向（即孕产死亡越低越好），而且对女性特有的健康问题具有针对性。而健康预期寿命的方向性很差，并不是男女差距越大越好，在全球女性健康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的情况下，这个指标缺乏对男女平等的评价意义。出生性别比都是出现在生育率较低的地区（生育数量的挤压是条件之一），而在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的地区，即使存在性别偏好和生男需求，出生性别比也并不一定会升高，因为可以通过多生孩子满足需求，因而这个指标并不能有效地反映性别平等状况。虽然GGGR在报告中的解释是选择结果指标反映性别差距，但这两个指标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有效性均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