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文坛度韶华

　　韶华易逝，往事如烟，抚今思昔，浮想联翩。我自从退出工作岗位以来，对过去所从事的工作，常常撩发出无尽的回忆，有些事更是长留脑际，久不忘怀。在我的全部工作经历中，从事文化工作的时间最长。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多年间，曾分别担任过湘潭、岳阳行署文化(教)局正副局长，岳阳地、市文联主席，湖南省文联第二、三届委员。在宣传部工作期间，亦负责分管文化工作。可以说，我的青春年华和充沛精力，几乎全部地献给了情有独钟的文化工作。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饱尝了文化工作的酸甜苦辣，既有成功，也有失误；既有欢愉，也有忧愁；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既有异彩纷呈的场面。也有举步艰难的时日。当然，从总的来说，由于有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有“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正确指引，有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热忱支持，整个工作的发展是健康的、畅达的，成绩是可观的。对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了总结过去，吸取有益的东西，使之发扬光大，最近以“我与文化工作”为题，对以往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尽管有些事情虽已淡薄了，但亲身经历的大量活动，仍历历在目，如在日昨。现从浩于烟海的往事中，撷采几个感受深刻的问题，记成文字，以作自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 80%。解放以后，农村面貌大改，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农村文化设施奇缺，农民文化生活贫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广大农民仍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早上听鸟叫，白天听鸡叫，夜里闻狗叫”的单调生活，更谈不上有健康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这一国情。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文化工作，无疑应把农村作为重点，这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具体化。对此，党中央有十分明确的指示。我在工作中，对这一点是比较明确和坚定的。

　　1958年5月，我从湘潭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调任湘潭专署文教局任副局长，主管文化工作。当时，正值“三面红旗”盛行之际，农村处处热火朝天。面对这一客观形势，文化工作理所当然要迎头跟上。我们着重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积极学习推广山西昔阳县普及农民文化生活的经验，兴办了一批农村俱乐部；二是大力开展水利工地文化活动，组织文化干部下乡服务；三是成立了专区农村文化辅导团，以轻骑队形式，免费下乡巡回演出和辅导}四是广泛收集农村歌谣，编印了由农民创作的歌谣集。在此期间，地县文化部门的干部，纷纷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办点辅导，一千就是几个月，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是“晒黑皮肤练红心”。在进行这些工作的过程中，由于受当时大气候的影响，也出现过一些偏颇。比如“大放文艺卫星”、搞“诗歌之乡”、“美术之乡”、“文艺创作日”以及“全民办文艺”等，都是违背文艺工作规律的误导，造成过不良影响。幸有党中央及时纠正，才未酿成大错。

　　1964年，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热潮。在农村如何通过群众文化活动途径，引导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在平江县思村公社北山大队办俱乐部试点。以团支部为基础，组织30多名青年文艺骨干带头学习，做热爱集体，诚实劳动的榜样。接着组织他们运用图片展览、文艺演出、幻灯宣传、上门宣讲等形式，辅导农民学习。在群众性学习热潮形成之后，又组织10多名有群众威信的青年文艺骨干，对有“八大金剐”之称的8名后进青年，分头交朋友，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促膝谈心，做转化工作，终于使“八大金刚”浪子回头，变成了先进分子，有的入了团，有的当了队干部。经过一年的扎实工作，全大队面貌焕然一新，思想、生产双丰收。县委运用这个典型，组织报告团在全县四千多名干部大会上讲用，“八大金刚”现身说法，引起了极大反响。省、地、县委对北山俱乐部的经验极为重视和赞赏，分别授予先进俱乐部称号。

　　三年困难时期，农民生活极为困苦，农村工作极其繁重。文化工作如何给农民送暖添乐，为农村工作呜锣开道，是面临的一个主题。其时，在众多的农村电影队中，涌现了被誉为“幕阜山上雄鹰”的平江第三电影放映队，3名青年放映员不畏艰难，爬山越岭，三年如一日地战斗在海拔1500多米的高山崇岭之中，不但创造了。到点办展览，映前讲快板，映间巧解说，映后搞座谈”的一流工作水平，而且发挥了宣传队、工作队、播种机的积极作用，群众中流传着“工作象长工，办事象包公，生活象斋公(不吃招待)”的美谈。我们及时总结了这一先进典型，一面大力宣传推广，一面积极向上级推荐。很快受到中央中南局宣传部的高度重视，副部长魏伯和中南区电影公司杨经理亲自到平江，登上幕阜山，冒着大雨，走村串户调查访问，给予高度评价。1964年5月，中南局召开农村电影工作会议，我和电影三队的I司志应邀出席。在会上举办了三队优秀事迹展览，介绍了普及农村放映工作经验，表演了映前快板宣传。受到了陶铸同志的接见，并一同合影。

　　粉碎“”以后，解决十年浩劫以后的农民“文化饥饿”，已是刻不容缓。我们在大力组织专业文化下乡服务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创办农村文化中心，兴办农村集镇电影院，扶植农村业余剧团，发展农村图书馆。在兴办农村集镇电影院过程中，采取了抓领导，提高认识(1978年3月，组织各县市文化局长、电影公司经理赴衡阳、株州参观取经)；抓调查，摸清情况；抓规划，合理布局；抓巩固，稳步发展等措施，在18个较大的农村集镇，建起了13个电影院，利用公社礼堂建立了88个售票放映点，占全地区224个社镇的43.3%。凡是建立了电影院和售票放映点的地方，群众情绪为之一振，无不为有了自己的电影院而自豪，编出顺口溜描述看电影的两种情景：“过去看电影人挤人，一无坐凳二无棚，婆婆姥姥挤不进，生怕踩了脚后跟。如今看电影好精神，不怕雨来不怕风，舒舒服服坐着看，再不怕踩后脚跟。”这一工作受到省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81年3月，我应邀出席全国农村电影工作会议，作出“顺应民情，积极兴办农村电影院”的经验介绍，受到大会好评，将全文在全国电影杂志《普及放映》发表。

　　随着农村电影院的兴办，业务剧团和图书室、游乐场所，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农村文化中心星罗棋布，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群众文化网络。文化生活空前活跃起来，给农村带来了繁荣、欢乐和生气，十年浩劫给农村造成的沉闷、单调和冷落的局面被一扫而光。

　　抓创作，是繁荣文艺的基础。我们把创作当成主业，舍得下气力，花功夫。五十、六十年代，没有专业作者，主要是抓业余创作。基本方法是：一是广泛宣传发动。通过各种形式，组织业余作者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激发创作热情。1962年春，湘潭地区召开了文艺创作会议，350多名文学、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的业余作者，欢聚一堂，共商繁荣文化创作大计。全国文联和湖南省文联都有领导亲临指导。当时兼任湘潭地委的同志，在百忙之中到会看望代表，作了“国内外形势和繁荣文化创作”的长篇讲话，并与大家合影留念。这次会议规格之高，声势之大，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的，对推动文艺创作发生了极好的作用。二是举办文艺会演。那时，地区没有电视、广播，没有文艺刊物，文艺作品主要是通过会演与观众见面(文学作品不在此列)，评比奖励，推广优作。那些年代，每年都分别举办一次专业戏剧和群众文艺会演。每届会演，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象过节日一样。对获奖节目，都向全区推广和加工整理赴省会演。三是培养重点作者。面对众多的业余作者，我们挑选了30多名创作基础好的进行重点培养，不仅知人知情，而且经常组织讨论，交流创作经验，对创作中遇到的困难，积极协同有关部门给予解决。这些作者中，不步人出了成果，有的已经成为当今的著名作家了。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地县一级相继成立了文联，建立了群众艺术馆和戏曲工作室，开始有了一批专业作者．创作水平也随之大有提高。文艺界蕴藏已久的创作积极性，像潮水般地涌出，全国出现了一批效益轰动的优秀作品。面对百花盛开的文艺春天，我们地区的一些作者，雄心勃勃，决心拼搏一一场。我们从中洞察出一种令人欣喜的态势，只要善于引导，多做些优化外部环境的工作，多办些排忧解难的实事，创作定能进入一个新的境界。1977年全区文艺创作读书会上，我因势利导地提出向“两响两上”(在全省全国戏剧会演打响，上电影上电视)的目标攀登。大家听了十分来劲，纷纷表示“不达目标，誓不罢休。”接着，又制定了奖励优秀作品的实施方案，逐人落实了创作规划。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花繁果硕。随着花鼓戏《喜脉案》在全国戏剧会演获一等奖之后，戏剧创作连年步入高峰，摘取了全国会演一等奖的五连冠。同时，有《巴陵大盗》、《将军谣》等电影电视相继面世，有小说《那山那狗那人》和《将军和他的家族》等荣获全国大奖。音乐、美术和舞蹈，也出现了一批重头的优秀之作。在狠抓文艺创作中，既着力抓新作品，又重视传统艺术的挖掘和继承。在1962年，我参加举办了湘潭地区花鼓戏传统艺术的挖掘整理讲习班，集中了20多名老艺人和30多名青年演员，互相传艺学艺，配备了工作人员，将老艺人的口传和表演，进行详细纪录和整理，时间长达半月。不但推出了《放风筝》、《补背褡》等优秀传统花鼓戏，上京献演，而且出版了《湘潭地区花鼓戏传统艺术》一书，对繁荣花鼓戏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文艺创作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后，为了“推陈出新”，在1982年秋，举办了巴陵戏录相教学演习班。这既是一次老中青三代演员同台磋艺的盛会，也是一次老一辈艺人精心传艺技、艺德的课堂。参加录相教学演出的20多位老艺人，年纪最大的75岁，他们把这次活动当作振兴巴陵戏的大事，与自己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精心地演出了即将失传且又各具特色的20多个传统剧目，为巴陵戏这一“天下第一团”的源远流长献出了一份宝贵财富。

　　文化艺术工作，不但要出作品，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还要出人才，造就一支思想高、艺术精的文艺队伍。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大胆启用已有人才和积极培养文艺新人。

　　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我们根据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精神，对文艺部门(主要是剧团)中一批业务素质较高，对艺术事业有执著追求，但因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不好，被错划为的中年人才，经过逐个考察，启用了一批表现好、群众公认的人员，当剧团团长、艺委会主任、编剧和导演。如演技高超，饮誉三湘的湘剧女演员贺颉（音页）湘担任副团长，省直文艺单位一对夫妻编剧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一文字编辑(均因错划)在专区两个剧团担任编剧等。这些同志受到重用以后，精神格外振奋，工作积极性象滚滚春潮喷薄而出，在不同岗位上干得很出色。

　　贺颉（音页）湘精心培养的一批青年演员脱颖而出，有的在全省青年演员会演中获了大奖。挖掘整理的湘剧《扬门女将》和改编的花鼓戏《红岩》，上演以后，取得了轰动效应，上座率长盛不衰。

　　培养文艺新人，工作投入最多和见效最大是七十和八十年代。首先是重视苗子，提供舞台。对于初露锋芒的新秀，一经发现，就抓紧培养，决不放松。对其优秀者，专门申请编制，录用为专业作者或演员。有的从公社拖拉机手调来，有的从乡村民办教师调来，有的从基层供销社调来．有的从业余文化辅导员调来。在此过程中，周折很多，工作量很大，我们都不厌其烦地做工作，直至解决问题。其次是解决实际问题，解除后顾之忧。如新秀从基层上来后，我们采取本系统解决和诚恳求助外系统解决相结合的办法，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家属和子女的工作安排和读书就业等问题。有条件的还在住房方面，给予特殊优惠。市戏工室5名剧作家的住房面积比局长的还要大，北京的同行看了感叹不已。再次是表彰奖励，委以重用。对成绩卓著者，给予高规格的奖励，先后有4人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享受有突出贡献知识分子津贴。有9人担任市文联正。现在被誉为文坛劲旅的“岳家军”，其成员基举止是由文艺新秀发展而形成起来的故而是一支生机勃勃，后劲十足的希望之军。

　　文化工作是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涉及面很广，可说是“上管天堂，下管地狱”，不但业务性和专业性很强，而且性和政策性也十分强，加之它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的特点，比较容易出现失误。作为一名文化工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较高的素质和业务素质。只有使自己达到一定的境界，才能掌握工作规律，驾驭工作全局。我在工作中，以“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的精神，学中干，干中学，不断地充实和提高自己，从而基本适应了工作的需要。

　　在思想上敬业自爱。我于1958年5月，由湘潭地委宣传部调专署文教局工作时，正值“反右”之后，社会上流传着“文化工作危险论”和“文化工作难搞论。”有人甚至说：“干文化工作是走进去，爬出来。”当时，我既有欣喜，又有忧虑。欣喜的是：由宣传工作到文化工作，能够拓宽工作领域，更多地接触社会，学习知识，自然是高兴的。忧虑的是：文化工作难得搞，加之自己才疏学浅，怕难胜任，怕犯错误。经过一段实践之后，对文化工作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文化工作是重要的上层建筑，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求，是社会发展的标志，特别在社会主义社会，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虽然有难搞和容易出问题的一面，但不是本质的方面，不是工作本身规律所决定。况且，对待工作不能从个人得失的角度来考虑。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由于思想认识的升华，一种对文化工作的敬业之情油然而生，为当一名文化于部而感到自爱和自豪。于是，几十年来，义无反顾，即使在深受“”之苦以后，也未有大的动摇。现在看来，干文化工作这一行，是干对了，无论对社会、对人民、对自己都是很有益处的。

　　在学习上勤耕苦作。做好工作，既要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又要提高自己的思想品格和业务才能。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更具有直接的能动作用。因为人格的力量和知识的力量是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我一方面按照党纪政纪规范自己的行为，加强自身修养，塑造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持之以恒地学习。采取。“笨鸟先飞”、“忙里偷闲”和“学以致用”的办法，不管工作多忙，身体多累，都自觉地挤时间学习。即使是炎天酷暑，数九严寒，也从未放松过。有时简直是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在学习内容上，涉猎面比较广，既学马列基本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又学文艺理论，名人名著、美学、哲学和文化业务知识，并且注意把学习与运用与写作结合起来。这样日积月累的结果，基本适应了工作要求，掌握了工作规律和主动权，减少了工作失误。尚为可慰的是，在写作方面，不但写了上百万字的学习笔记和大量的业务材料，还发表了研究论文、调查报告和剧本、诗词、散文、文艺评论共50多万字，出版了《偷闲集》和《中华诗词故事》，并有部分作品获得奖励。

　　在工作上铺路育花。为了事业，不但全身心地投入，还以“甘为人梯”精神驱使自己，一是重才惜才，为多出人才铺路.对于文艺人才，无论是崭露头角，富有成就的名望人物，还是颇有才华，初露锋芒的后起之秀，都从上加强培养，推荐入团入党，从工作上尽量改善条件，使英雄有用武之地；从学习上鼓励刻苦自学和离岗深造，不搞门户之见；从奖励上突出重点，不搞照顾平衡。先后推荐20多名优秀人才光荣入党，10多名青秀升入高等艺术院校深造。湖南省著名花鼓戏表演艺术家凌国康、彭复光，就是从群众业余文艺会演中发现，调入地区文艺辅导团，即又输送到省花鼓戏剧院而功成名就的。二是扶苗育花，为多出好作品勤于耕耘。在任职期间，无论是对重点作品的加工提炼，对重大题材的创作攻关，对重点剧目的排练，只要是力所能及，都积极主动参与。有的和作者互相切磋，有的走进排练场献策献计，有的主持召开诸葛亮会共同攻关，有的提供条件，搞好服务。比如荣获全国戏剧会演五连冠大奖的《喜脉案》、《镇长吃的农村粮》和《将军谣》等，都付出了一定的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