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通 张妍：“互联网+教育”的本质与内涵

　　张彦通，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宗教局副局长，主要从事教育规划与发展研究；张妍，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规划与发展研究。北京 100089

　　内容提要：“互联网+教育”在当前既成为学术各界的理论焦点问题，也成为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问题，研究力图以“互联网+教育”的本质问题为逻辑出发点，来进一步深入和探讨国家为什么要提出“互联网+教育”，即“互联网+教育”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实践意义和现实价值，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互联网+教育”的核心内涵，以期对“互联网+教育”的实践与发展有所启示与借鉴。

　　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互联网使用大国，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以促进教育发展为核心，加快实现互联网普及全国教育领域”为发展政策，使“互联网+教育”成为我国“互联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加快教育改革与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基于此，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此目标具有很高的战略意义和实践价值，但是由于“互联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在当前条件下都还只是处于初步的探索状态，尤其是对“互联网+教育”的内涵、本质等基本理论问题还不够深入，因此，要想顺应当前时代的发展趋势来推进“互联网+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准确把握“互联网+教育”的本质与内涵等基本理论问题，从而加快探索“互联网+教育”在实践发展中的主动权。基于此，本文力图从“互联网+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为逻辑出发点，对理解“互联网+教育”的内涵等进行进一步探讨和深入，目的是对“互联网+教育”的实践有所启发。

　　今天的“互联网+教育”，既是学术各界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也是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开始从理论上理解和认识它，但是对于“互联网+教育”的建设与发展等实践问题的把握，还需要进一步地探讨和深入。“互联网+教育”是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其探究的最终意义也在于实践的发展，在于如何通过“互联网+教育”最终把我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以及学习型社会。因此，对于促进“互联网+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问题，本文认为，仍然要从“互联网+教育”究竟“是什么”的关于其本质的基本理论问题为逻辑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来进一步深入和探讨国家为什么要提出“互联网+教育”，即“互联网+教育”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实践意义和现实价值。基于此，深入分析“互联网+教育”的核心内涵是什么的问题，带着这些疑问，回答“是什么”“为了什么”以及“内涵核心指向是什么”的基本问题。当前的教育改革与实践盲目追求教育“网上化”，以信息技术取向来解读“互联网+教育”，在这其中，显然忽视了深层次教育改革背后的用意，从而影响了依靠互联网推进教育改革的初衷。所以，想要正确把握“互联网+教育”的发展方向，就需要深入挖掘其内涵与本质等基本理论问题，从而指导我们准确把握“互联网+教育”的实践走向与发展态势。

　　“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从这个涵义去解读“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教育”即互联网与教育之间的联系，解读这种联系，一是要回答“互联网+教育”中的互联网到底该“+”什么，二是要回答“互联网+教育”是否等同于教育“网络化”。想要厘清“+”的含义，就要回到对“互联网+”的本源性认知上来，对于“互联网+”的权威解读，来自《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的定义，“互联网+”就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阔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1]在这当中，体现了国家层面的“互联网+”政策与战略的重要性，也说明了“互联网+”在国家、社会与生产中的优化、集成与创新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的本质是非“加”而“化”，非“此”加“彼”，而是“由此及彼”，是相互之间的交互、融通与渗透，是建立在“化学反应”上的创新、重组与融合，在这里，“互联网+教育”体现的是一种由此及彼的跨界连接。

　　对“+”的回答，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教育”就是利用互联网等多媒体技术开展的新型教育形态，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上的以学习者为主体的教育，在这其中，学习者和教师、学习者和教育机构之间主要运用互联网媒体建立多种交互手段，从而进行系统的教育和通信联系，[2]体现的是一种“人—机—物三元互联的关系”(Human-Cyber-Physical)。[3]同时，“它也体现了用互联网思维对教育整体及部分的创新，从而使教育发生质的变革，并达到一定水平的飞跃”，[4]通过技术对教育创新的支持，推动教育众创空间的发展，真正实现分享式教育的开放与创新，让“互联网之于教育并非仅仅针对院校教育，而是以社会大众为主体和目标的社会化教育，是一场从量变到质变都发生深刻变化的大教育”。[5]从这个角度分析“互联网+教育”，说明了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必须涉及全世界的开放式教育服务以及对全人类培养的内化，是二者之间在信息时代的萌芽、共生与成长。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教育”的实质体现的是技术融合教育而不是技术支配教育，是传承性的优化与升级，而不是颠覆式的与发展，是传统教育的补充和辅助，却无法被弱化和替代，是定制化、弹性化和个性化的服务而不仅是信息化的支持与推送。

　　回答“互联网+教育”是否等同于教育“网络化”的问题，在考察教育的历史过程中可见，“教育在任何阶段对真理和知识的忠诚，对教者和学者之高尚与修养的要求，对维护社会文明的责任意识等都是教育理想主义的具体反映。”[6]从国际动态来看，互联网对教育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脱离我国目前教育实际状况来谈“互联网+教育”是不确切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介入教育并不等于教育“网络化”，互联网介入教育只是说明互联网是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之一，而“教育网络化”则意味着互联网成为教育实践的主导因素。“互联网+教育”是以互联网为创新教育的组织模式、服务模式和学习模式，以此来构建新型的教育生态体系。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互联网+教育”的本质仍然体现的是教育的本质，因为人们的认知基石没有变，认知获取的自由度体现的只是前端技术的发展，而其本质与内核仍然是教育本身，互联网介入教育只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实践中的“互联网+教育”也绝不会等同于教育“网络化”，因为从互联网介入教育到教育网络化是互联网在教育中逐渐强化的过程，而我国目前还处于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目前的国情体系与教育实际决定了我们必须改变依附性发展思路，绝对不能将发达国家的做法不加分析的照搬照用，不能凡事都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要克服将西方当做普遍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7]。要以本土特色去丰富当前的“互联网+教育”内涵，创造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教育”与国际网络教育的辩证统一，所以深思“互联网+教育”究竟要解决哪些现实问题，就要回答研究“互联网+教育”的终极意义究竟是什么。

　　种种迹象表明，“互联网+教育”具有符合当前时代的意义和价值，建设与发展“互联网+教育”与实现教育信息化目标一样，其间都潜存着丰富的价值追寻。从发达国家的互联网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到，解读“互联网+教育”，要立足于其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也就是说，既要揭示“互联网+教育”所在的外部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等，也要体现“互联网+教育”内部的教师、学生与学校管理的规律。也就是说，对“互联网+教育”的终极判定标准是要体现“互联网+教育”对社会与人类发展的贡献度，因为“互联网+教育”的普及与发挥就是要在社会经济影响的情况下适应及促进社会发展及民众需求。当前，发达国家都把互联网促进国民教育作为开发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互联网+教育”具有和发达国家同样的价值追寻，既是“网络兴教”和“人才强国”的重要部署，也是形成学习型社会实现全民终身学习与自身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基于本土教育实际的差异，“互联网+教育”在我国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近几年来，纵观我国“互联网+”口号的态势，可以看出，国家的教育局势已发展到一定规模与层次，我国需要为未来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确定目标，而发展“互联网+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凸显出来的，具体体现在：

　　“互联网+教育”具有导向意义。因为“互联网+教育”是在我国未来教育发展基础上提出的，所以，它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指明教育的未来。从这种意义上说，作为目标的“互联网+教育”，最重要的是社会和民众对它的需求与认可，只有广泛的社会与民众的需求和认同，才能体现出“互联网+教育”指导教育实践与引领教育未来的力量。当前，研究者们对“互联网+教育”的提出存在不同看法，笔者认为，我国“互联网+教育”的落实与发展需要把“互联网+教育”作为教育未来的发展目标之一，这不仅仅是国家、社会和民众的主观选择，更是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它既体现了世界教育技术的改革与发展趋势，也符合我国人力资源众多要依靠互联网技术的现实情况。

　　“互联网+教育”具有战略意义。从21世纪来，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在近几年来，国家财力与教育整体发展的冲突带来了教育不均衡的问题，由教育引发的社会矛盾仍然存在。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当前社会转型与知识经济对全民新需求，以及全民对优质教育的主观需要就显得更为紧迫与重要。因此，要解决这种矛盾就不能仅在正规教育内寻找路径，必须以开放的角度借助互联网技术营造全新的教育面貌，促进教育公平，解决教育资源不均，推动教育机会均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现阶段我国教育改革应形成“互联网+教育”发展的明确思路。

　　“互联网+教育”具有反思意义，为下一步教育改革、发展与创新明确方向。思考“互联网+教育”内涵等基本问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反思现行我国目前教育存在问题与危机以及明确教育未来发展方向的过程。因此，“互联网+教育”的发展目标不仅仅是提倡与口号，更是反思与自我完善的契机，成为新媒体时代教育各个方面发展与改革的目标。现在的教育“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中被创造出来”，要通过跨地域等多元合作才能完成。[8]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其质量的监督和评判也就更倾向于产业界、市场和学术界等利益相关者更大范围的标准和问责”。[9]这也体现了当前的“互联网+教育”基本思想就是要促进互动，实现重组和知识的传播和转移。体现了“互联网+教育”对民众参与与体验的支持就是使互联网转移的多元知识成为当前全球经济的主要资源。作为教育本身，在这种多元化背景下，已不再局限于院校与课堂内部，而是要综合考虑教育外部一系列因素的应用、监测和问责等。

　　“互联网+教育”具有平等意义。“互联网+教育”是一个与终身学习密切相关的目标，它不仅意味着互联网技术的强大，更直指通过普及互联网来促进全民具有公平学习的机会与选择，所以，它体现着强烈的教育公平与学习机会均等理念与目标。

　　当前，国家明确提出“互联网+教育”目标，凸显了互联网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很多发达国家并没有明确提出“互联网+教育”目标，但其多数提案实际上都体现着用互联网发展教育的世界性特征，都希望通过互联网加快国家正规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的发展。而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全球的知识经济与转型中受益与成长，在这其中，互联网的引领必然要在未来的国际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就目前的“互联网+教育”意义和价值来看，其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拓展使得其引领的教育改革与创新也会有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从这个角度上说，“互联网+教育”就不仅仅是互联网在教育上的平台与运用，也不仅仅是单纯的虚拟教育、在线教育，而是实体教育与虚拟教育融合与共通的创新和转型。它代表着为解决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打破时空等一切限制，为实现全人类与全世界的教育生活化，生活教育化提供有力的基础与条件。

　　“内涵是指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它体现了事物全部或者主要的本质属性”，如果用概念来解释“互联网+教育”的内涵，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互联网的教育”，也可理解为“通过互联网促进教育发展”。基于此，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关系。因为促进教育发展推动全民学习是发展互联网的任务之一，同时，只有推动互联网发展，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才能真正落实，这是解读“互联网+教育”问题的逻辑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教育”的内涵指向，既是理念也是制度，也就是说，要想促进“互联网+教育”的实践与发展，我们既需要用终身学习的理念来构建它，也需用信息时代的“互联网+教育”制度来协调它。

　　互联网时代的经济模式已经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二是互联网技术将更加满足市场的个性化和定制化需求”。[10]显然，互联网正在以巨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方式，人们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与社会平衡。基于此，终身学习已经成为当前时代变迁与社会改革的动力目标和重要的学习理念之一。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最新报告《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显示“全球只有三分之一国家实现了2000-2015年全民教育计划全部目标，只有一半国家实现了2000-2015年全民教育计划，如果这些目标不能实现就需要继续行动”。在此背景下，世界未来十五年新教育议程中的“确保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使人人可以获得终身学习机会”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确立。同年11月，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育2030行动框架”，对应《达喀尔行动纲领》的六项全民教育目标，以实现公平的全民教育，使人人都能够拥有终身学习机会与权利，并进一步提出了推进全球教育发展的行动方案。与此同时，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显然，学会终身学习已成为新世纪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培养大批创新人才，积极推动互联网与终身学习的有效融合创新发展”。可以说，近年各种新资源的持续应用有力推动了互联网影响下的学习变革与创新，让互联网对学习的性影响日趋明显，为终身学习和持续学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可以看出，“互联网+教育”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在反复探寻着人类的学习理念。当前，新的学习理念已形成了全球参与的大教育环境，“互联网+教育”不仅是顺应社会需求，更是满足人终生及全面发展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教育”在教育领域的发展绝不仅仅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解决民众终身学习需求的问题。因为当前的“互联网+教育”并非传统学校教育与互联网教育的简单叠加，而是以终身学习理念为指导，具有与院校学习一致的持续性，是促使全民学习的新教育体，是要实现公平学习和各类学习资源之间的共享与均衡问题。因此，新形势下的教育已延伸到了人类共同学习的大环境中，要想实现可扩展与选择的教育大环境，就必须以便利民众的可持续与终身学习为理念和目标，具有符合互联网时代发展的终身学习精神与思想。只有这样，才能让民众对学习的需求由院校转向生活与自身，也让教育的重心从强调教育的供应向民众持续学习与终身学习的需求转变，真正促使全民实现从“学习与生活的脱离”走向“学习与生活的融合与统一”，也只有这样，“互联网+教育”的实践才能真正可持续与科学地发展。因此，今天的“互联网+教育”是以终身学习理念为指导和原则，以社会化教育为宗旨，以最大选择和最小限制借助互联网技术提供一切有利于学习发展的途径与方式，是促使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新教育与学习体，为满足全民终身学习的需求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慕课的普及与发展问题，已经说明“互联网+教育”的影响逐渐深入到教育模式，互联网介入教育的影响已经开始加深。虽然至今为止，没有任何量的指标能把互联网的介入和网络化截然分开，但整体态势已经体现出互联网对教育的介入越来越深入，深入的程度已经开始促进传统教育制度向现代教育制度到“互联网+教育”制度的转型。“互联网+教育”代表了互联网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新的“互联网+教育”实践与发展就让知识、信息与技术成为市场和生产力的主要来源，让教育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地升级传统的教育模式，在这其中，也开始向传统的教育制度提出挑战。[11]作为引领全民参与和体验的社会化教育平台，尤其在外部的社会转型以及“互联网+教育”内部自身发展成熟度不高的情况下，“互联网+教育”的发展就更加需要相应的制度体系来规范，“互联网+教育”的制度建设也更加显示出其重要性与战略性。完备的“互联网+教育”制度体系不仅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标志，而且为其内外协调以及当前的教育改革与优化提供保障。互联网时代我国教育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内部张力和关联程度不断扩大，教育改革的动态性发展不断拓展，这样，实践中的“互联网+”会带来一系列教育领域的不适应，在这样的条件下，就必须要有相关的配套制度来协调，事实上，从世界“互联网+教育”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都是在法律保证“互联网+教育”发展的基础之上才得以良性协调、运作和发展。重点在于，这些国家的“互联网+教育”制度建设都具有法律效力，已经成为效力较高的“互联网+教育”制度体系，这既是成为“互联网+教育”强国的必要条件，也是互联网教育大国的重要标志，也深刻体现出“互联网+教育”的价值取向在于推动传统的教育制度变革。而且这种价值取向不同于过去对教育信息化的变革，而是“互联网+教育”的实践重点不再是技术升级和系统应用，而是如何推动制度改革、创新与发展，因此，改革的主力角色关键不再是技术，而是具有保证意义和法律效力的制度、规范、要求和决策。

　　纵观世界各国的“互联网+教育”发展轨迹，全球的互联网教育体系变革进入了关键时期，结合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与经验，可以看出，那些互联网教育发达的国家都是伴随着教育新制度的产生，都是建立在传统教育基础上再去结合本国国情、教育及文化特点的制度创新，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国对于这方面的探索还不够全面，综合我国“互联网+教育”的实践不难看出，要想实现“互联网+教育”对我国人才培养、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的促进，都需要通过制度的保证和创新来实现，不仅仅是因为制度是教育变革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深层次地还是“互联网+教育”新制度与其本身的适应与匹配，为“互联网+教育”提供保证和创造空间，体现出“互联网+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互联网+教育”的实践与发展。由此可见，强大的“互联网+教育”必然是教育制度创新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所有国家都不可能例外。

　　可以说，我国的“互联网+教育”从口号的提倡到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与落实，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相比于社会发展和“互联网+教育”自身发展的现实需求来看，仍然存在较多不足，目前“互联网+教育”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当前有政策而无制度现象严重，有些文件只是政策导向，相关制度体系并没有建立。第二，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由于内容已经落后于当前“互联网+教育”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可操作性不强。总之，我国目前“互联网+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多数现实问题都与制度的相对缺失有关，为此，建设“互联网+教育”的发展必须以制度为突破口来转变自上而下的方式，吸引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实现制度的化建设，保持一定的制度弹性，这样，才能实现这种社会化的大教育目标以及在这种目标下的科学化建设。

　　一直以来的“互联网+教育”实践证明，“互联网+教育”是在互联网对教育的冲击与影响中逐渐生成的。这种冲击和影响为人类的工作、生活与学习带来了巨大的创新与改变，同时也预示着“互联网+教育”最终要通过强大的互联网功能和资源来实现教育的改革、创新与发展。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互联网+教育”，它的形成与发展应该是人类社会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体现了人类对互联网性能的探寻与摸索。同时，也可以看出，互联网在当前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更是一种新的知识生产、传播与转化方式。而教育作为互联网最早涉入的行业之一，从国内在线教育发展的阶段看，互联网对于教育的重要价值仍处于开发的初始阶段。当前的“互联网+教育”只是以互联网作为形式和衣表，而尚未习得互联网的精髓，而互联网的精髓主要在于其互联网的资源和信息。纵观各国的互联网教育可以看出，优质资源与信息的满足多样化民众需求是国际“互联网+教育”的逻辑起点和诉求，他们的“互联网+教育”实践与发展都遵循信息与资源公平、共享条件下的需求化路径，其决定因素主要是互联网的优质资源对公众需求与期待的满足。因此，从目前的国际发展动态上来看，“互联网+教育”成效显著的国家目前都主要集中在这些互联网技术和资源发达的国家。从这种角度上说，“互联网+教育”离不开高质量的互联网教育与学习资源，它描述的是世界上高水平的互联网技术和高质量的网络资源，这种高质量既包括资源的整体质量和水平，也包括拥有世界一流的资源，即互联网资源的高质量要得到世界的公认才有意义，因此，这种高质量应该是网络教育与学习资源的点面结合，高质量应该用世界一流的标准来衡量。当前我国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宏观背景下提出发展“互联网+教育”的目标，除了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的，主要还是指向我国互联网资源质量的提高，所以，我国“互联网+教育”的内涵不仅包括教育质量，还应该包括互联网优质资源的共享以及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互联网资源是否适应学习者的能力与需求，互联网资源配置以及结构布局是否合理以及互联网的运行是否健康有序等问题。

　　总之，“互联网+教育”的理念、制度和质量是我国“互联网+教育”兴国和强民的三个主要方面，“互联网+教育”理念、“互联网+教育”制度以及互联网等教育资源既是“互联网+教育”强国和强民建设的重要内容，又为“互联网+教育”兴国和强民建设创造必要的条件，在这其中，互联网资源的质量是“互联网+教育”的核心，终身学习理念为先导，“互联网+教育”制度为突破，网络资源的质量为目标，三者都是作为连接“互联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必要环节，而这三方面目前也是我国“互联网+教育”实践的模糊和薄弱环节，所以它们也是突破我国“互联网+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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