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文与东亚世界》到《天命如何转移》聊文化与大一统

　　如果是在19世纪中期之前，东亚局势可以说只有中国及其他，虽然可能周边国家不一定承认。比如朝鲜和越南，虽然作为中国的藩国，需要向中国朝贡，可是对内却把中国作为平等国家，朝鲜甚至视中国为夷狄；又或者像日本那样，只承认平等。可是有一样东西让他们没办法回避，那就是——汉字。

　　毕竟三千年来，在东亚中华文化可以说是唯一的曙光，也得益于秦始皇的先见之明，在中哈大地上统一了文字，在书同文让文化在内部得到顺利交流之余，更让日韩越三国在文化上保持仰望姿态。同时，四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同样得以互相影响，四国之间虽然话语不通，可是可以靠写字来沟通，真可谓功德无量。当然，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和民族主义的独立需求，在越南和韩国都已经放弃汉字；可也出现了尴尬的情况，那就是本地人看不懂古文献了，电视剧里的古代场景有时候出现汉字了还要打字幕。

　　《汉文与东亚世界》从汉字在中国之外的读音研究开展，这个跟中国本身也一样，哪怕现在已经推广普通话，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各地方言始终占据重要地位，要“千人一音”是不可能的。这个也不得不佩服秦始皇当年只是要求书同文，没有要求话同音，在缺失音像传播的过去，要同音无异于登天之难。另一差异就是语序，这个其实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也同样存在，倒装句是古代常有的，现在为了方便交流基本没有了。

　　例如，在车站乘火车或地铁要买车票，现在一般都用购票机，日语叫“券売機”（kenbaiki）：“券”是乘车券，就是车票；“売”是“卖”的日本简体；“機”（机）不用简体—合起来是“贩卖乘车券的机器”。可是既然是卖券的机器，为什么不叫“売券機”，而叫“券売機”呢？原来，日语的语序跟汉语相反，汉语是动词在前，宾语在后；日语则是宾语在前，动词在后。“券売機”就是日语语序的词汇。

　　书中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类似在中国也存在，比如“公鸡”这个词，很多人可能听说过“重庆鸡公煲”，广东地区一个长寿情景剧《72家房客》里面有一个角色就叫“鸡公福”，有不少人就从西南官话考究，这个菜肯定不是重庆本地菜，因为不符合西南官话的传统，从而推断大概率是从广东一带传过去。

　　和中国其他汉语方言地区的只是音不同不一样，因为跨文化和国度，汉文在日韩怎么读难度要大得多，就算是当“先生”了对汉文的掌握程度也不一样，这里就需要一个是否需要表意的读音辅助。

　　不过哪怕困难重重，也不妨碍汉文带来的文化传播，日本语文考试要考中国的作品。在韩国，虽然他们把“汉城”改成可首尔吗，可是韩语谚文的缺陷让他们不得不在身份证上标注上汉文名字，同样的问题让朝鲜都要发一个“标准”的汉文名字给中文媒体。这种在文化上的一衣带水关系只存在于东亚，而对汉文的解读和态度也代表着东亚国家间的复杂心情。

　　而作者金文京也是一个跨文化者，作为一个韩国人，出生于东京，重心研究汉文，专攻中国古典文学，更难得的是作者还精通中日韩三国语言，从独特的东亚全局视角出发，书中试图重新建立汉字文化圈的坐标体系。中文版由作者本人翻译，且针对中文读者情况改写，中文读者看起来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压力。对于这个话题，为了避免有沙文主义的诟病，中国学者还是少涉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值得一读。

　　著名历史学家杨念群教授深耕二十余年，史研究扛鼎之作，以贯通视野，系统梳理清朝以前数千年的正统观流变；以聚焦眼光，深度剖析清朝复杂多变的“大一统”观形成轨迹；以延展思路，清晰勾勒“大一统”观在近代中国的变异。

　　在清朝初年，汉民对满族的概念其实和日韩差不多，甚至可以说是“非我族类”，可是清朝创造出了一种新型“正统观”。清朝以前的“正统论”基本上依赖单一的儒家道德教化观念，清朝则建立起了另一种对前朝正统观的补充性诠释框架，与其“二元理政”的治理模式相互配合。而“大一统”正是正统观的首义，是王者获取“正统性”的思想与实践基础。

　　对于“正统”其实更多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清朝早期的皇帝其实很纠结，一方面为了融入汉族为主体的现实，另一方面又想保留自身作为满族的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朝早期的皇帝在生活和宗教上尽量以满族习惯为主，在文化模式上采用汉人的模式。对于这种方式，汉人确实最终认可了，承认了“天命”从明到清了，到了清末遗老遗少们甚至还有汉人的身影。

　　《天命如何转移》的有趣之处就在于以“大一统”来看历史，而不是从历史中总结“大一统”的结论，让观念来还原出社会发展的脉络，给读者不一样的视角。

　　这两本书虽然着重点不一样，可是都透着文化有着超越的存在，让大一统深入人心，不论承认还是不承认。今天就聊到这里，跟着大象一起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