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方方：我为什么要为柳忠秧“站台

来源：互联网
|
2017-02-14
|
0 条评论
|
T小字　 T大字

　　[摘要]做这种事丢人吗？一点不丢人：买卖自由，公平交易。不比为企业写什么“报告文学”丢人，也不比为老干部或富人他爹写传记丢人，至少不比专业作家奉命写主题先行的歌德文章和抄什么讲话丢人。

　　终于写完两篇长稿，有闲心来回答方方同志对我的质疑了。

　　我写的一篇是关于以色列之旅的，为此把《圣经》特别是《新约》四福音又读了一遍，有几段语录印象尤深：《马太福音》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种观念被众使徒反复强调。

　　另一段语录，耶稣诅咒言行相背“假道学”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也诅咒道德优越性超强的“真君子”法利赛人的灵魂不能得救：“耶稣向那些自以为义而藐视别人的人讲了这比喻：‘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独自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周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路加福音》和合本第18章“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

　　我写的另一篇游记是造访胡适故居的，因此把胡适的经典语录，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等等又温习了一遍。比起鲁迅的刻薄多疑，我当然更敬佩胡适的“温良恭俭让”风度。鲁迅那么多次地攻讦嘲讽他，他并不还击，鲁迅死后他还劝阻苏雪林贬损他，并为鲁迅“歌功颂德”。

　　圣徒的教诲我这辈子做不到了，胡适的榜样也学不来，所以，我还是忍不住要在这里“答方方”。只是尽可能温和客气些，比如，我本来想痛驳方方的，改题为《我为什么要为柳忠秧“站台”》，就是取自我辩白的防守姿态，尽力避免攻击性。

　　6月2日方方微博，“方方：回复@童志刚编辑:（鄢为柳）站台站到这地步，简直不可理喻。”

　　我搞不准“站台”的含义。查“百度百科”条，说是台湾选战用词：“在台湾参与民意代表、县市首长及地方议员选举的候选人，会举行各类竞选造势活动，前任或现任‘总统’、‘行政院长’，政坛大佬，及其他知名人士到场为候选人助威，则为站台辅选。而其他知名人士到场为‘总统’候选人助威造势的，则称站台背书。但两者统称站台。如原本亲绿的美女作家兼主持人吴淡如，已确定在‘三八节’为马站台，就属站台背书。”

　　嘻嘻，原来“站台”是中性词，比鸡鸭“坐台”、“出台”文雅多了！方方同志发现我在自媒体上转发了好几条柳忠秧的诗文，还同他一起开会，照相，“站台”的铁证如山嘛！

　　我不能抵赖，好像也不用抵赖。幸好我不写诗，真的不懂诗，没有给他写过诗评，只是“转发”而已。如果他是写杂文和时评的，要我写推介语和褒奖性评论，我多半就写了。这些年我勉为其难给杂文和时评界的作者和丛书写序，大约有一二十本（种）了吧，一半印出来了，一半出版受阻；至于写“书腰”推介语或挂名“联合推荐人”，那就记不清有多少本（种）了。这些东东，“当然”多半是吉利（激励？）话。情面难却，人情还是要讲的，报酬嘛我还真没想过。想的是多年前，曾卓、牧惠、严秀、何满子等前辈也曾为我写序或荐文，奖掖我，我只当是回报他们吧。

　　说到自媒体“转发”，转得最多的是江西某县作者岩泉的，我觉得他的讽刺诗写得好。我想，他把版权免费给我转发，我应该感谢他呀。他的政治观点我倒也不一定都认同，比如我们对毛的看法很可能大不同。

　　我为什么要转发柳忠秧的东东？有人情，有同情，还有几分佩服。

　　先说“人情”吧。我们同是“南漂”的湖北老乡，同住在广州的“五羊新城”，同是这个社会不待见的边缘人，偶尔参与他的饭局、参与他的推介会，于我这样的人是很自然的。同城林贤治先生教我敬佩，他是不参加任何宴请应酬和捧场聚会的。我没有那样惜时和洁身。但我不认为，我这就欠了“柳家的那些酒肉人情”必须还。

　　方方是成名的小说家，应该是“洞明世事”的人精，并不是底层穷人，不会真的认为这年头吃了别人的几顿饭，就欠了他的什么“酒肉人情”。她可能是汲取“方柳之争”官司败诉的教训，不便说我是被柳忠秧“搞定”（收买）了，而采取这种委婉的表达吧。扪心自问，毕竟人熟了，有时候帮他转发一点不违心的东西，是有人情的成分在里面的。明代“异端”思想家李贽桀骜不驯，却也认同道家的“和光同尘”呢。

　　顺便说一下，广州民办信孚教育集团的前老板信力建先生，我“欠”他的人情是最多的。1982年中大中文系毕业的他，下海早，创业有成，好结交天下朋友，人称“信陵君”。在广州，我吃他的“酒肉”最多。举凡南来北往的文化名人，他在珠江边的游艇会所第15楼招待，总邀我作陪，而我只要在广州就会欣然赴席。去年最后一次聚餐是招待戴晴女士，我人在新疆未能参加。更有，他每年都会出钱组织境外游学，我不是参加最多的，但随他境外游也有三次之多。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他的，都没有想到应该写篇文章吹吹他（好像在哪里发过一篇关于信孚集团的书评吧），倒是他在凤凰博客里常转发我的文章。现在他失去自由近10个月了，听他的律师陈有西先生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他现在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也还不错。我希望他能早日恢复自由，还敢不敢当“信陵君”无所谓了。

　　再说“同情”。

　　原籍湖北的柳忠秧，北京风波那年20岁，天网恢恢，后来与熊召政、野夫关在一个地方。再后来，熊召政经商发了财，回归文坛，回归官方，现在成为与方方平起平坐的湖北省文联主席；野夫兄经商、写作，一直坚守民间立场，文学创作成就斐然，并有电影作品上映；而年轻些的柳忠秧，跨出校门就只有沦落江湖，流浪到广州，听说拉过广告、开过广告公司，我熟悉他的这些年，就是一卖文为生的“无业游民”。

　　人各有志，各有各的禀赋，各有各的机遇，因此各有各的活法。只要不害人，都无可非议。我想，不要说像方方那样贵为正厅级湖北省作协主席、有省文创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任、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兼主编的官方显赫地位，柳忠秧就是像方方那样享有专业作家或事业单位职员的稳定收入，他也不用卖文养家糊口，而可以专心写传世之作吧。

　　这几年他主要靠撰写所谓“城市文化主题词”（地方性旅游推广语）谋生。我替他着急：要相关城市采用他的创作，并光明正大地承认他的创作权益，他才有钱挣呀！

　　做这种事丢人吗？一点不丢人：买卖自由，公平交易。并不比为企业写什么“报告文学”丢人，也不比为老干部或富人他爹写传记丢人，至少不比专业作家奉命写主题先行的歌德文章和抄什么讲话丢人。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为了挣快钱，写家属定制的歌颂死人功德的“谀墓”文章，有文学史常识的人早知道。我是最近写胡适才知道，他当年为挣钱在上海滩给商店写广告，真是卖力又肉麻。怎么未闻人们非议这一点呢？鲁迅一直盯着他骂，好像也没有骂这一点哟。

　　方方说“柳忠秧的颂诗媚词写得也够多（那时候鄢的公共知识分子立场呢？）”我觉得为了生存乃至为了发展，写点“颂诗媚词”也无伤大雅。方方当然读过《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知道李白是如何拍韩朝宗（“韩荆州”）和杨贵妃马屁的；也知道杜甫为成名给唐明皇献“三大礼赋”，以及如何被节度使严武包养多年的。这并不减“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就像方方如果像莫言、陈忠实一样有不朽佳作，她拿小说版税同时领政府工资，当官家的作家主席、杂志主编算得了什么人生污点呢？

　　言归正传，下面说我对柳忠秧的佩服：他写这些商业性的以挣钱为目的定制文章，并没有丧失一个文化人良知底线。

　　《哭长江》这样的题目，一看就合我心意，长江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所以我要转发。

　　他告诉我为南水北调工程写诗，是应湖北省有关方面之约写的。我说，我们江汉平原的人恨透了这断子绝孙的工程，搞得我沔阳老家原来的湖区现在要打井喝水。他说，您仔细读一下，我写的是湖北人民在南水北调工程中的牺牲呀。这是委婉地鸣不平，可以吧。

　　方方在微博中示众性地嘲笑的两段（首）柳诗，恰恰是我最欣赏的。

　　方方2014年5月25日23点33分写道：“国民党共产党，开天辟地。讲习所黄埔军校，众志成城。/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蒋中正毛泽东，兄弟并肩。”当我看到诗人的重要诗作里有这样的诗句，我真的觉得省作协不能推荐这类作品去中国作协参评鲁奖

　　而这几句话，在8年前能发表出来都很不容易，也只有在广东才能发表出来；要是在湖北，在这几年的广东，报刊几乎没有发表的可能。

　　柳忠秧喜欢吹，不知是他的江湖气使然，还是从李敖学的自我推广策略。那几年奉人便讲，《广州日报》编辑如何因这几句话不肯发表他的《岭南歌》，他如何生气，转而给省人大的杂志全文发表了；他的《岭南歌》报名应征，作为广东代表性的文化成果参加上海世博会广东馆的展示，而审查组有些人因为这一段不同意《岭南歌》入选，他如何请中大的黄天骥教授出鉴定意见，如何找省出版局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评理，终于同意不删这段而通过。

　　诗艺高低我不懂，政治分寸的把握他是敏感的有底线的。

　　我佩服的是，他的《岭南歌》对南粤大地文化承传有相当的知识。写到200多个历史人物，诗人张九龄、学者陈白沙我知道，还有些人物我根本不知道，同是到岭南那么多年

　　我说他“歌功颂德”，他说，我只写死人，不写活人；现当代人物主要写创建民国和抗战的英雄；“天地翻覆慨而慷”之后只写了两三个相对开明的广东领导人。我想，这就守住了底线，可以了。

　　既然省长卢瑞华挂帅的世博会广东馆筹办小组，审查通过让柳的《岭南歌》，作为广东的文化精品向世人展示，还请他到现场朗诵，当然意味着广东官方对它的认可。可是，同样是官方性质的广东省作协，省内评鲁迅文学奖（诗歌类），却根本不理睬它，而将奖给了远不如它有影响、很难说比它优秀的什么诗歌作品。柳忠秧不服气，觉得受到了有意的排斥，而给省委书记胡春华写公开信，发发怨气，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我转发他的公开信，被方方再三用来证明什么。能证明什么呢？你可以不在乎奖不奖，他在乎，要讨公道，有问题吗？

　　6月2日，柳忠秧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方方败诉判决的新闻出来，我想看看这回方方在微博上怎么反应。结果看到她又在那里贬损柳忠秧的长诗《向阳湖的历史天空》。她写道：“在不少人说，你应该把柳忠秧的诗贴上来。好吧，请朋友帮忙找了几首，我自己看时几乎笑场。就挑两首吧。据说是柳忠秧的新作。不知道这组诗，柳忠秧的专业追捧班子有没有继续撰文追捧。城外呀城外（向阳湖的研究专家），这这这……不会是你专门请去写的吧？附《向阳湖的历史天空》（节选）。

　　方方不是写玄幻小说的，好像听说她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而且是一直是主席、主编之类的官儿，政治上应该不会很天真，不会对现实舆论环境完全无感觉吧？

　　所以我在这条微博后，随手写了140字内的跟评：“在我看来，方方的全部创作加起来的价值，抵不上柳忠秧这首《向阳湖的历史天空》（网上应可收到全诗）：文革时期全国五七干校那么多，仅一‘向阳湖’干校成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这对于抵抗有意遗忘文革历史关系重大。柳忠秧此诗用力甚勤，有专章写到十一文化名人死在向阳湖。在当前舆论环境下殊为不易。”

　　这是我的真实想法。俗话说“物以稀为贵”，经济学上叫以“稀缺性”、“可替代性”来定价。我的这个结论当然是从作品题材和内容的稀缺性来说的。老实说，在当下，为文革题材写长诗，还能在报刊上发表，并且有的段落上了北京地铁四号线的宣传牌，真是很了不起。能让这样的话题引起争论也是贡献。方方那些作品，在我这个写时事评论而侧重公共生活视角的人看来，可有可无，同类题材多的是作家在写。事实上，这么多年，从我在湖北到现在，就没听谁说过方方的什么小说你一定要看呐。

　　当然这里有我的个人偏好，我关注这些政治性话题。方方扒出的我与柳忠秧坐在一起开会的那张照片，就是他把《向阳湖的历史天空》片断忽悠上北京地铁四号线后，在南方报业隔壁酒店开新闻发布会时拍的。

　　我真的很佩服他在当下能写“五七干校”，不久也去向阳湖考察，写了篇长文发在腾讯《大家》频道我的专栏里。（《向阳湖的文化种子》主标题被改了，我能体谅编辑的苦衷）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言，一些人没有自知之明，“看人挑担不吃力”，很轻薄地嘲笑人。方方为什么会这样轻狂地否定和嘲笑别人呢？托尔斯泰小说写得好，他狂损莎士比亚的戏剧。柳忠秧肯定不是莎士比亚，但愿方方是托尔斯泰，有张狂的资本。

　　说了这么多柳忠秧的好话，就算，我在为他“站台”吧。

　　其实，我并无一文说他有什么了不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对他的同情成分更多些。以后，我要更多地转发他的“城市文化主题词”，给他做免费广告，买不买账在别人，反正我也就是举手之劳，只要我朋友圈的朋友不烦。

　　但请记住，我一向只就事论事，只对自己的观点负责，不对任何人负有政治或经济的担保责任，柳忠秧是柳忠秧，我是我。

　　我这样回答方方同志，可以了吗？

　　其实，我不在乎方方怎么看我。“中国逻辑”，动机论、诛心说，阴谋论，我早就麻木了。即使我犯罪了，请放心有官家管。我知道自己多少年来都被盯着，有人巴不得我行差踏错落下把柄。我只在乎，关注我的读者怎么看待我。这篇“答方方”算是给他们的一个解释吧。

　　提醒一下方方同志，你写道：“这回鄢烈山从政治上来诱导他的朋友。不亏读过大学中文系，真聪明！老实说，万一鄢烈山把我弄成个抵制‘抵抗有意遗忘文革历史’的人，呼些他的朋友前来围攻，我还真吃不消。所以，我得支持鄢烈山的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