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广州文化

一年内一个没钱没背景的80后在4年内将濒临的企业做到年收入过亿

“什么时候能终结?”深耕医药行业后,陈明键和仇思念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最后两人一合计:挣钱、做大规模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了,能不能做一点既挣钱又有大贡献的事情?

“找人”是仇思念在过去的两年间最大的挑战,为了打造一支专业性极强的团队,他在中美两国来回“”,遍访名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明键和仇思念在谋划后决定聚焦医药行业。中国有6000多家医药企业,A股医药上市公司就有196家。该行业足够大、周期性弱、资源相对分散,很适合发展并购业务。

东方高圣的计划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美国吉利德医药曾经买下一款临床三期新药的所有权,并成功将其推向市场,这款新药对于丙肝的治愈率高达98%。凭借这款新药,吉利德在2015年实现了超过100亿美元的利润,市值一度高达1800亿美元,几乎等同于阿里巴巴。

2013年初,东方高圣“砍掉”了很多传统项目和客户,只攻医药。他们从6000多家医药企业中筛选出300家没有上市的优质标的公司,挨个拜访,保持沟通。同时,东方高圣还先后拜访180多家医药上市公司(2013年A股医药上市公司合计196家),最终与30多家上市公司签署并购顾问协议,做成了很多并购项目。

“这事儿不合理。”仇思念分析说:“2010年没有大悦城开业,出现断档,不合适。直辖市上海没有大悦城,更不合适。于是,我便帮他们提了一年一个大悦城的口号,这也是项目书的题目。要赶在2010年在上海开大悦城,只能买我们这栋楼,这栋楼已经封顶,装修了就能开业。地理也好,人民广场附近,下面就是地铁,对中粮集团肯定有吸引力。”

“同时投资5个项目是出于投资逻辑。”陈明键说:“新药存在风险,押宝一款新药是赌博,分散风险才是投资。”

得到消息后,仇思念立马带着简历上门毛遂自荐,但面试官给他浇了盆凉水。虽是名校毕业生,但仇思念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积累,面试官还觉得他内向、腼腆,不适合做项目。仇思念不甘心,他和面试官说:我很想来学习,可以不要工资,您给一个实习的机会。

东方高圣计划募集30亿人民币的资金进行投资,这相当于大型医药企业十数年年的利润,没有哪家国内药企敢冒这样的风险。

如前文所述,国内并购事业长期做不大的根本原因是缺少并购主体。在国外,并购的主体是上市公司,只有上市公司才有并购的资本(现金+股票)和动力(迅速扩张)。而国内的主板上市公司都是行业龙头企业,缺乏迅速扩张的动力。

在被问及阿波罗计划“利益回报”之外的目标时,陈明键说:“中国人可以同步享用国际创新和产品,用iPhone、一年内看好莱坞电影,为什么吃药得比别人晚8年?难道娱乐比救命还重要吗?”

东方高圣的专业是并购顾问,仇思念加入东方高圣时,正值咨询公司做上市公司并购财务顾问的资格被证监会“取消”,2009年,曾经无比辉煌的东方高圣顾问业务濒临,差点卖给一家律师事务所,并一度依靠对方“过继”的律师费存活。期间,离开的人越来越多,公司上下只剩十来个人,基本都是新手。陈明键带着一批同事“突围”,再次“创业”搞并购基金。

“”

半年间薪水翻倍

故事的主角叫仇思念,1982年出生于湖南汨罗市。2000年,仇思念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专业,毕业后进了机械工业出版社,在那里“混”了3年。

但是,人的理想总是不断变化的,企业同样如此。仇思念话锋一转:“实现了这些,我们却突然觉得,(我们)其实对(医药)行业没什么贡献。”

因此,在国内,患者会遇到大量只标注生产日期,禁忌、不良反应等全是“尚不明确”的药,而药剂师往往会首先推销这类药,因为它们“蕴藏”着大量的利润。

经验和名声日涨,东方高圣的业绩不断飘红,公司却迎来了新的阵痛不是每个人都是仇思念,不断进入新行业,对于大部分同事而言“非常痛苦”。

东方高圣的本质是投行,投行的业务表面上光鲜亮丽、待遇极高,但实际上竞争非常甚至。一位从华尔街转战深圳的第一代投行人曾对华商韬略(微信号:hstl8888)说:“在华尔街就两件事:一是写不完的项目书,二是讨好客户。绝大部分生意,花旗、高盛、摩根做的效果是一样的,怎么讨好客户各凭本事。投行人的头衔都是副总裁,因为你能熬个三五年,至少都是副总裁。”

▲嘉林药业

投资国际新药

仿制药的市场很大,美国也是仿制药大国。同为仿制药大国,中国却不是仿制药强国,国内生产的仿制药,只能内部“消化”,出口主流市场的药品寥若晨星,甚至远低于印度。

“有了钱”的仇思念,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扩充团队,他招了十几个澎湃的年轻人,专攻创业板市场。在竞争对手还没出现前,他们就拿下了创业板第一批28家企业中的5家。此后,其客户团队越来越大,东方高圣也成了业内知名的“并购专家”。

合作伙伴方面,东方略与美国杰弗瑞(Jefferies)投行和WSGR律师事务等企业所达成战略协议,这些医药产业链中的巨头企业,将成为阿波罗计划的投资和法律顾问。

在上述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国内医药市场成了仿制药的天下。而这,还不是医药市场混乱现状的核心问题。

东方高圣的并购,虽然帮助企业实现整合,但也只是商业上的互补。中国医药产业的问题不在于缺乏大企业,而是没有研发能力。以东方高圣并购基金控股的朗依制药和嘉林药业为例,这两家企业2015年的净利润分别达到1.5亿和5亿,盈利能力很强。但其核心产品只是一两款仿制药,没有自己的新药。

项目接连失败,仇思念却觉得自己成长挺快。每接手一个项目,他都了解一个新的行业,接触不少企业管理者。虽然一个项目没做成,但在“学习比什么都重要”的安慰中,仇思念继续全力以赴。

除此之外,公司还高薪聘请了各方面的专家和资深从业者,投入大笔资金进行“挖角”,延揽最优秀的人才。

并购专家

同事们离开之际,仇思念仍在挖空心思实现自己“从行政转项目”的目标。他的“转行”并不轻松,因为缺乏经验,组长一度要求他回去干行政。

仇思念也知道卖出“高价”的难度,但事在人为,有项目攻关总比无事可干强。于是,拿到项目后的他带领兄弟们废寝忘食。

但是,一家投行公司转行做医药,受到的质疑更多,其中之一是基金的项目周期和退出方式。新药的研发周期很长,临床三期到投入市场往往需要5年时间,很多投资人等不了这么久。在拿到技术批文前,这些投资没有流动性,也没有准确估值,投资人很难退出。

深耕与领跑间,东方高圣缔造了多项“中国第一”。比如创业板第一单换股收购(立思辰,300010)和第一单跨境并购(金亚科技,300028),都是出于其运作,服务内容囊括寻找标的企业、调查、方案设计及商务谈判等。

于是,这个付不起房租、雇不起财务、没有成功经验的四人团队,从头“创业”。

一份写着“宁高宁亲启”的快件被寄往中粮集团,时任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看到了快件中的项目书。

第一点是整个计划的命门,也是计划披露后业内讨论的核心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与沉淀,业内普遍认为这一点问题不大:同时投资多款临床三期药物,成功的几率很高,而只要有一款成功,就可以获得较为可观的投资收益。

深入医药行业后,东方高圣经手的并购规模越来越大,为了解决客户企业在并购过程中的资金压力,他们又先后设立三支并购基金,规模达到52亿人民币,并成功收购朗依制药(16亿)和嘉林药业(21亿)。截至2015年,东方高圣已经帮助客户累积完成了逾1000亿元的并购交易,公司的年收入也超过了1亿人民币。

东方高圣的计划则是:将大规模资金投向肝病、心脑血管、抗肿瘤领域,以临床三期的医药产品作为投资对象。

“坦白讲,第一个目标现在不太现实。”仇思念说:“据我们了解,国内化学药研发和美国的差距不是5到10年,而是几十年以上。”

起草这份项目书之前,仇思念发现:2009年,中粮集团下属的中粮置业开拓了商业地产品牌“大悦城”,西单大悦城开业后人流息壤、持续火爆。在集团的计划表中,2011年有朝阳大悦城,2012年有天津大悦城,2010年却没有新的大悦城项目开业。

至于为什么是外行而非上市医药公司作为投资主体,道理则简单得多:因为绝大多数企业不敢、也没有理由革自己的命。实际上这样的“”不仅存于医药行业,也使用所有行业。陈明键举例称“当年IBM做PC是成立专门的部门,搬到远离总部的北卡罗来纳才完成,要是在总部,这个项目不会成功。”

顶着“专家”的头衔,东方高圣干的还是“上海新梅”式的辛苦活。每服务一个客户,团队都得深入其行业,在数以千计的收购对象中筛选合适的标的企业。确定目标后,他们从基层工作做起,一步步找到老板,再和对方交朋友,确保“他要卖企业的时候第一个通知我”。

项目书寄出去没多久,仇思念接到中粮的电话:过来谈一谈。会谈后的第二天,双方便奔赴上海看楼。这之后,几经周旋,中粮集团宣布以13.5亿的价格收购上海新梅太古城一期项目,建成上海大悦城一期。

那是东方高圣最的一段时期。这一顶着层层的行业奠基者,业务甚至难以为继。

每一次,他们都走在政策前面,提出并购方案证监会后,再推动相关政策出台。不过,东方高圣担任的并购顾问角色并不需要上市公司对外披露,所以不为所知。业内称东方高圣“就像红娘,促成了新郎新娘的联姻,但在婚礼上,观众只能看到举办婚礼的婚庆公司(担任财务顾问的券商)”

“当时在中国涉及地产的,我基本全谈过了。”仇思念说。很多企业给了同样的回复:想卖这么高的价格,没有任何可能。几关下来,整张名单全军覆没。

陈明键对仇思念挺有信心,拿了30万给他放手一搏。但30万对于公司而言微不足道,并购顾问业务每年的差旅费都得不少钱。握着30万的仇思念还得给手下“画大饼”:陈总很支持,大家好好干,肯定能翻身。

中国医药界有一句老话:安全无效是好药。这句话虽然耸人听闻,却是业内公开的秘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局长毕井泉也不避讳得说:“药品的前提是有效,底线是安全,我们过去对安全强调得多,对有效性强调得少,如果是无效,那药品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除这一政策外,阿波罗计划还赶上了多股“东风”。2015年底,出台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明确了上市药品的所有权和生产权可以分离。而此前,只有药厂才有药品批文,研发机构不能申报。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外行才能

那么,如何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为可能?

2010年初,仇思念接手了一个项目:帮助上海新梅卖掉一栋“烂尾楼”。在他接手前,这个楼已经开卖3年,始终无法成交,主要原因是卖方的心理预期与买方差距太大,成本都收不回来。

药滞给国人带来的影响有多大?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国民级别”的乙肝疫苗,1984年就在美国上市,1997年才登陆中国,中间差了13年!而相较其他至今仍徘徊于中国大门之外的新药,乙肝疫苗还算“幸运的”。因为需要再做一次临床试验,国内上市的化药新药成本大幅度增加,很多国际公司因此放弃中国市场。

如此发展至2012年,东方高圣的业务规模已经非常可观,用仇思念的话来讲,就是“最自豪的事情是再也不用担心发不出工资”。

药滞现象起初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因为临床试验对象不同,研发者担心欧美新药是否同样适用于亚洲人。但多年的临床试验表明,人种对药物的适应性差异非常小,远没有同人种不同体重的差异明显。另一方面,美国如今有大量亚裔群体,他们也是临床试验的主要对象。因此,日本等国家很早就取消了相关壁垒,将药滞的时间缩短至1年左右。

仇思念选择留下。他称“自己是农村出来的,力十足”,因此对降薪、缓发等事情也很淡然,觉得只要未来有前途,现在有口饭吃足以。他对陈明键说:我们跟着您干下去,肯定有翻身的时候。

企业界有一种说法:当你做一件领先、正确的事情时,政策也会给你开绿灯。仇思念还没有就此给出答案,相关政策就已经帮他做了回应。

面试官见这个年轻人这么“上道”,便给他安排了一个行政工作,管理大家的电脑和文件,薪水4400一个月。“工资扣完税后仅够吃饭和房租。但我很知足了,这还是我求来的机会。”仇思念回忆说。

▲焦震

当时,国内的并购理论基础还很薄弱,上市公司只知道要去买企业,不知道具体如何操作。仇思念的小团队虽然入门不久,但好歹在“失败”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更有东方高圣十几年的理论体系和历史成功案例做支撑,算得上是佼佼者。

但东方高圣的计划并没有收获清一色的掌声,纷纷质疑:这么一个前景和钱景都无比恢弘的计划,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有人实施?为什么是一家投行公司来做?

阿波罗计划的具体方案,是以30亿资金投资5个进入临床三期、预期可以通过FDA审批的海外一类生物新药,并分三个阶段获取投资回报:首先,一年内通过定增使投资平台东方略市值大幅增长,进而提高融资、并购效率;其次,三年内基于药品临床三期成功,使所投资的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大幅增长;最后,在五年内获得全球领先的新药品种在国内的独家权益,并打造企业未来重磅产品线。

国内仿制药走不出去,根本原因是质量不过关。比如,中国的仿制药长期存在一个误区:只关注药品的化学成分是否和原药保持一致,忽略辅料、加工工艺等对药效的影响。

▲陈明键

专注医药产业

“这一政策对东方略至关重要。”仇思念说:“按照以前的制度,我们只能做医药投资公司,买进卖出。要申请批文,必须买一家药厂,而在初期,药厂只承担临床试验的部分工作,没有其他功能,每年的投资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现在,我们可以委托合作医药企业进行生产和销售。”

今年2月26日,中国推出新的政策,在国外已经上市或是正在做临床试验的新药,可以在中国优先审评审批,并且接受部分临床数据。这一政策,将大大缩短阿波罗计划落地中国的时间,让中国消费者可以尽快享用新药。

找钱找人找项目

仇思念对于这一现象不以为意。他说:“这个市场的空间很大,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另外,阿波罗计划并不是单纯追求利益回报,更多资本投身其中,对于产业而言是好事。”

上述三个领域在中国的患者数量很多,但是没有疗效特别出众的药,亟需好的产品。选择临床三期则是为了降低风险,过往的数据显示,进入临床三期的药,有50%的概率可以成功入市。

2007年,经由朋友介绍,仇思念得知东方高圣正在招人。这是一家成立于1998年的投行公司,多年来专注企业并购顾问业务,是国内并购顾问行业的鼻祖企业之一。其创始人陈明键,也是叱咤金融界多年的风云人物。

阿波罗计划看似复杂,其核心只有三点:一是投资的在研新药能否在美国通过临床试验;二是这款新药能不能拿到中国的生产批文;三是如何将新药推向中国市场。

每一份项目书,他都站在对方的立场,详细罗列其买“烂尾楼”的必要理由。这项的、在旁人眼中看来“傻乎乎”的工程,最终帮他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这样的模式并不是完全创新,天士力制药、香雪制药等企业都曾在海外进行类似投资。不过,这些企业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资金多在百万到千万美元级别,因此,要么是进入项目很早(临床前或临床一、二期)、风险较大;要么拿到的不是核心产品。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仇思念正全力“找钱找人找项目”。

这一点很像美国的新药研发模式。美国之所以有大量资金投入新药研发,原因之一是在研项目临床二期甚至一期时就能登陆纳斯达克,获得资本支持。而中国在新三板出现之前,在研药品根本没办法登陆资本市场。想要上市,医药企业不仅得有产品,还得有销量。

仇思念对这些问题已经有点了。在华商韬略(微信号:hstl8888)问起时,他试图回忆自己是第几次面对这个问题。

联络的方式主要是打陌生电话,第一个电话往往只能找到前台,每联系到一位有话语权的高层,仇思念都得经历一番斗智斗勇。

于是,讨论的重点又转移到了第二个问题。如前文所述,新药入不了国门是受限于政策,阿波罗计划要引入新药,也得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抛开价格方面的因素不谈,该计划只是将新药引入的时间从8年缩短至5年,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5年和8年有很大区别吗?

如今,中国已经可以和国外同步享受任何消费类创新,只有药是例外。国外新药想拿到中国的药品批文,必须在中国人身上再做一次临床试验,这意味着国内患者至少要等5年时间。再加上新药进入医保的时间,平均每款新药延迟6-8年才能进入中国,这就是所谓的“药滞”。

两年成了总经理

两年的积累间,东方略打造了一支星彩熠熠的专家团队。企业公告显示,即将入职的第一批董事,包括鼎晖基金创始人兼总裁焦震;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医药研发多年、中国千人计划第一批的吕亦晨教授;以及扬子江药业研发高管、美国医学博士王海盛。

仇思念还不“”。他和同事重新梳理一遍名单,量体裁衣的给每个潜在买家写项目书,再邮寄过去。“包裹的信息不能打印,得手写。因为手写某某人亲启,助理不敢拆,老板才有机会看到。”仇思念还总结了这么个诀窍。

这些政策出台后,国内医药企业的骂声一片,的理由无非是“”本地企业,“帮扶”国际药企。但平心而论,中国政策帮扶本土药企这么多年,大部分药企的表现却令人极度失望。如果非要“骂”这些政策,那只有一点:来得太晚。

在发达国家,新药和仿制药的区别深入,患者拿着处方去药店,药剂师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要新药还是仿制药?

参与投资的医药企业届时将享有专利的优先权,他们会帮助东方略完成生产与销售工作,也会在项目选择上给予专业。

“很多企业不是不想投,而是投不起。”仇思念分析说。2013年,全球开发一个新药的平均成本是26亿美元,大量投资巨额的新药项目无疾而终,高投入高风险的新药模式,使得大部分国内企业望而却步。

他的勤奋引起了陈明键的注意,后者对他说:你很能干,月薪提到一万。兴冲冲的仇思念找财务传达“旨意”,得到的回复却是“这个薪酬不符合当前制度,目前最高标准是8000,因为公司账上没钱了”。

仇思念则补充称:阿波罗计划只投资重磅产品,绝不降低标准。如果资金不够,将继续募集。

说“混”,是因为仇思念志不在传媒业。上班的第一天,他就想跳槽,但他没经验没背景,只能边学习边找机会。

东方高圣顾问业务的现金流已经岌岌可危,发不出工资成了公司常态。当时,高管们普遍不领薪,员工的到手工资纷纷打折扣。在阵阵抱怨声中,有能力、有经验的人相继另谋高就,留下的大部分是初来乍到的新手和缺乏成功经验的“老弱病残”。

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后,东方高圣的“”计划迅速实施。2015年,他们控制了新三板公司全有时代,将其转变为一个干净的“壳”。2016年2月,全有时代宣布更名东方略,同时定增募集30亿人民币,投资海外医药产业。发布会上,东方高圣将这一计划正式定名为“阿波罗计划”。

进入了心仪的公司,仇思念埋头苦干。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就承包了除财务之外的所有行政工作,导致东方高圣除管理层外只剩下两类人,一是做业务的,二是仇思念。

中国医药产业现状

身居“高位”,仇思念却没有“重权”,核心的问题还是没钱。律师事务所最终放弃收购,东方高圣几乎走到尽头,成了一个没业务、没团队、没钱的“烂摊子”。

“起初,我们希望推动A股医药上市公司完成这个计划,不少企业的老总看到计划很兴奋,但最终都选择放弃。原因主要是两点:一是投资金额过高,上市公司本身就有很大资金压力,拿不出这么多钱;二是计划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他们靠卖现有的药就可以很舒服,觉得没有必要进行这类尝试。”仇思念说。

“地产、矿产、互联网、各种新材料,一段时期内,我们什么行业都做,成了万金油。”仇思念说:“完成一个项目,团队又得进入新行业,重新积累专业知识和人脉,很痛苦,公司也很难有序扩张。”

东方高圣将目标锁定在了第二点。2014年底,他们便开始研究相关计划:在国内募集大规模资金,去海外投资正在研发的新药,获得其核心技术在中国的使用权,拿到中国进行临床试验,迅速投入市场。

俗话说,涅槃后方有。拿到钱的仇思念没有时间沾沾自喜,因为并购行业的机遇大潮正在涌动。

仇思念将“阿波罗计划”形容为第三次创业。他的目标,不是打造一家医药领域的投资公司,而是做一家真正的生物医药企业,走完行业的整个流程。

▲东方高圣所著书籍之一

“熬成”总经理的仇思念,处境比同行还要“”。并购业务本来就少,好的项目也轮不到这帮新手,他们只能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里寻找机会。

他的勤奋没能帮公司走出困境。不过,有经验的人都走了,加入公司才两年的仇思念成了元老级人物,这个“思想高度”且干劲十足的年轻人,在陈明键的首肯下、顺理成章地成了公司的总经理,尽管他还没有做成任何一单生意。

“很多企业都想投资海外拿医药技术,但条件更多。首先是需要大量资金,几百万美金买不到重磅产品,这一点就把很多人拦在了门外。”仇思念说。

要挣钱,先省钱。新官上任的仇思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裁员,裁到公司只剩4个人。付完遣散费,他发现账上只剩1000块,这点钱别说发工资,吃顿散伙饭都不够。

“上海新梅”一役后,陈明键给仇思念指明了新方向:创业板正推动一批企业成为并购主体,中国并购产业的机会来了。

而在国内,绝大部分人没有这样的概念,因为中国是一个以生产仿制药为主的国家2013年的数据显示,国内市场上97%的化药是仿制药。另一个更为尴尬的事实是:除了屠呦呦的青蒿素,中国至今没有出过其他任何一款国际的化药新药。

陈明键和仇思念也觉得,政策来得晚了点,但也表明了在整顿医药产业方面的决心。阿波罗计划进入视野、相关政策连续出台之后,出现了一些潜在竞争者,他们也着手借鉴东方略的模式,投资海外医药。

另一股东风是今年3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对仿制药进行严格监管,凡未按照与原药质量和疗效一致原则审批的,均须开展一致性评价。已经拿到批文的仿制药,在2018年底前全部重新审核,如果质量和原药不一致,将取消生产资格。

创业板的企业不是龙头级公司,其中大部分年利润都是千万级别,后面有大批旗鼓相当的对手。上市后,这些企业手握大量超募资金,他们迫切需要将钱花出去,通过并购做大,夯实利润、超越竞争对手。

目前看来,阿波罗计划在资金方面的挑战不大。发布会当天,东方略便超额完成了首期6亿人民币的募集计划。投资者既有新鼎资本、星空资本这类基金,也有上市医药企业等产业投资人。

他的努力绝大部分成了“无用功”。联络美国铁狮门集团时,对方觉得他有点莫名其妙:三年前他们就在卖这楼了,你还找来!我你们别做这个项目,白费时间。

一位致力于研发抗癌新药的医药科技老总曾对华商韬略(微信号:hstl8888)说:“出不了新药,很大原因是医药企业靠仿制药就能过得很舒服,没有投钱研发新药的决心。”

陈明键给团队提出了“青春期并购”的:主打创业板“青春期”企业,并购的必要性,帮助他们做大做强。陈明键和仇思念是一对完美搭档,前者有着强大的前瞻战略眼光和逻辑整合能力,后者则胜在执行,能通过细节取胜,化梦想为现实。陈明键的理论一提出,仇思念便抓紧时间落实。

这个并购项目在当时挺轰动,有人称“全世界只有中粮能以这个价格收购,你们很幸运,找到了最需要的买家”。殊不知,“幸运”的背后,是仇思念和同事们几个月的不眠夜和一份份的项目书。

中国是极少数“旧式”药监体制的国家之一,也是目前全世界药滞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华商韬略(微信号:hstl8888)就这一体制咨询了一位业内专家,他给出了一个另类却颇为的回答:“中国的医保消费中,中药和中成药占了一大半,而中药是没有临床试验的。”

该言论是对于中国医药研发的普遍观点。塔夫茨药物开发研究中心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前十强药企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例为17.8%,高达603.9亿美元,而国内前十强药企研发投入仅为销售额的1%,约为3亿美元。甚至按照业内人的说法,国内药企的研发投入都有很大水分,绝大部分知名药企在新药研发领域的投入是0。

连续三个月,“四人组”天天白天工作、夜里查资料,周末无休。他们找齐了所有在中国涉及用地的企业,包括民企、国企和外企,做成一张长长的表格,挨个联络。

当时陈明键已经创立了几家企业,且不涉及东方高圣具体业务多年,只负责指方向、定战略。并购顾问业务实在找不到机会,但是他舍不下“东方高圣”这个发家与荣光的招牌,于是,陈明键将重担托付给了仇思念。他对人说:你是老大了,放手去做,给你3万月薪,条件只有一个,自己去赚这笔钱。

这样的现象,什么时候能终结?

所谓仿制药,顾名思义,就是新药的仿制品。新药的专利到期后,其他国家和药厂便可以生产该类仿制药。

华商韬略(微信号:hstl8888)分析认为:上述三项政策的实质都是鼓励新药研发,劣质仿制药。第三项政策出台后,积压在药监局的几万件仿制药产品,有一大半申请了退回,这一夸张现象背后的原因不言而喻。

按照合同中1.5%的顾问费来算,东方高圣这一单就有2000万收入。但实际上,经过漫长的“沟通”与后续的追加服务,东方高圣才从上海新梅得到500万顾问费。但对于当时仇思念而言,这已经是一笔了不得的巨款,更是东方高圣的救命钱。时至今日,谈起这件事,仇思念首先提及的还是对上海新梅的董事长的感激。

看惯了超级富豪们跌宕起伏的人生?受够了含糊其辞的第一桶金? 今天,华商韬略(微信号:hstl8888)为您全面还原一个没钱没背景的80后,在4年内将濒临的企业做到年收入过亿的故事。以及他和这家企业,在“中国人为什么吃不到新药”这个经典问题上所做的创新与斗争。

这不是个例,是中国医药产业的“通病”。

“现在账上趴着三亿多现金,这笔钱存银行每年都能有1000多万利息,光是利息的钱,都是两三年前我不敢奢望的数字。”仇思念对此颇为自豪。

如此反复间,国内的医药市场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拦住”新药,给国内医药产业留空间;国内医药产业不争气,不仅研发不力,还拿劣质药糊弄市场;老百姓一边,一边怒骂医药企业;而国家还为这些药在医保上投入了大量的真金白银

东方高圣尝试了各种合作方案,始终行不通。陈明键和仇思念不愿就此放弃这个宏伟的蓝图,经过反复商议,他们决定以东方高圣的名义来完成这个计划。

想要对医药行业做出大贡献,无非两个方面,一是促进国内医药创新发展,二是让国人更快吃上新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方高圣尝试了很多模式,最终“找到”了新三板。首先,通过新三板募集资金,投资人可以在任何一个阶段退出,比如美国临床三期通过,新药基本没问题了,很多人愿意接手,投资人可以在这个阶段选择退出。

其次,新三板对于在研药高度认可。很多只有在研药品的公司,比如天阶生物、诺斯兰德、仁会生物等,还没有销售成绩,就获得了很高的估值,最高市值达七八十亿。

中国人凭什么吃不上新药?

该计划的另一个利益点在于中美两国对于新药估值的差异。比如丙肝在美国是大病种,乙肝是小病种,中国则反之,国内乙肝病毒携带者数量高达。类似的情况并非少数,市场的差异决定了新药在两国的估值差异,这种不对称中蕴藏的商机显而易见。

实际上,在多年的“落后成习惯”间,“中国什么时候能出新药”已经成了一个讨论度较小的话题,懂行的人更关心的是: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吃上新药?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
友荐云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