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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学生的26岁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喝了一瓶从实验室拿回家的氰化物

他终于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位被实验室公认为天才学生的26岁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Jason Altom,喝了一瓶从实验室拿回家的氰化物,躺在自己床上静待死亡降临。

考虑到氰化物是剧毒,他在床头留下了一张警告字条。

不要抢救。危险:氰化钾。

(Not suscitate. Danger: Potassium Cyanide)

他的一位室友向记者解释说:“我想以他的细心,他是担心有人会试图口对口给他做人工呼吸。”

——1998年11月29日《纽约时报》杂志记录杰森之死的特稿

本文来源:人人公益

这是20年前的“哈佛大学的致命死亡事件 ”,在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实验室里,最优秀的Golden boy——Jason Altom(下简称杰森)的遗书中提到:

“这个事件本来可以避免,这里的教授有过多的权力来干涉研究生的生活(too much power over the lives of their gra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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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目光回到20年前《哈佛大学的致命死亡事件》上。

作为世界上最好的合成有机化学实验室, 每年大约有350名年轻的科学家——一半研究生,一半博士后在 哈佛大学化学系实验室大楼里辛勤劳作, 每月的津贴税后大概是1000美元,但每个星期却要工作60到80小时,而获得博士学位,需要五到六年时间。

非人的压力、巨量的研究任务和异常激烈的竞争让这里的小时、天、年、星期五夜晚和假期都消失了。

杰森的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伊莱亚斯·J·科里(Elias J. Corey,下简称科里)。

出生于1928年的科里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化学家之一,也是本世纪最高产的有机化学家。

他的专业领域是合成有机化学。在一个几乎没有先例的职业生涯中, 他和实验室的成员合成了100多种自然发生的化学物质, 其中许多都具有重大的医疗或工业影响。

科里是同行公认的本世纪三位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从科里实验室毕业的成员累计发布了10万份科研论文。

在哈佛,你的导师拥有绝对的权力来决定你什么时候毕业,这给了导师过度的权力来干涉研究生的生活。

他们一方面持有你的薪水, 另一方面把持了你的专业推荐信。

在科里的实验室,聪明、开朗、自信、心智成熟、内心独立和坚韧——几乎是哈佛大学期待学生的模板的杰森,一直在埋头研究“haplophytine”项目,尝试了无数次的排列反应,但总是失败。

杰森 在写给科里的遗书中写道:

当你的实验进展不顺利的时候,这是你最终孤独的地方。没有人可以交谈,这只有你和分子。

杰森认为他不再得到科里的尊重。

其实同年2月,科里实验室早已发生一起自杀案。

一名来自香港的大学毕业生迈克林,在杰森工作间附近的一个房间被发现时已经不省人事,两天后身亡,后被裁定为自杀,一些学生认为他使用了氰化钾。

杰森对迈克林之死有种病态的关注,很长时间后,他还在和同事讨论各种细节。

周四晚上,杰森告诉朋友,他可能找到了解决haplophytine问题的办法,但他必须先完成科里的想法,尽管他不认为科里的建议有效,但科里每天会检查两次进度。

周五上午,杰森没有到实验室。但他打电话给在实验室的迈克,让他打开自己的桌灯,好让外面看起来他仍在工作。

两天后,杰森选择了和迈克林一样的方式自杀。

巨大的工作压力、导师的绝对权力,艰巨的心理转变,和杨宝德、陶崇园事件多么相似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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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森生前,不管是对室友、对实验室的同事、对好友,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导师的虐待和不公正,甚至他以政策建议写成的遗书,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欣慰”的是,杰森的致命死亡,带来了大家都渴望的变革。

“我建议应该通过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导师委员会来跟进研究生的进步,并为研究生提供保护,使他们免受导师的虐待(abusive research advisers)。如果有这样的委员会存在,事情会有所改变。”

——杰森遗书

遗书的内容很快引起哈佛和哈佛之外的各大高校的震荡,他提到的三人组成的导师委员会得以实现。

哈佛大学成立了论文咨询委员会(DissertationAdvisory Committee,下称DAC),DAC由3名被认为在学生选择的研究领域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教师)组成,其中至少有两名DAC成员持有哈佛大学教师职位。

DAC的职能包括:

第一、批准学生的论文研究提案。

第二、DAC与导师协商,将定期评估学生论文研究的进展情况。DAC可以向导师和学生就学生完成论文的进度提出建议。

第三、DAC与导师协商,将决定学生在何时准备辩论他们的论文。

第四、学生必须向DAC提交他们的三名论文审查员辩护人名单,以供批准。

同时,哈佛开始提供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咨询。哈佛的心理健康咨询室还提供24小时的提供紧急护理服务,即使是在晚上,周末和假期,学生都能到这里寻求帮助。

而由杰森的几位好友深度参与的哈佛学生生活品质委员会(Quality of Life Committee)的许多建议,也得到校方的重视和采纳。

科里承认,“我对杰森的背景和日常生活并不够了解,我感到很难过”,他也坚持认为他不知道杰森的处境如此艰难,“我一直以为,如果这世界上有人要自杀,他可能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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