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化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对亚非文化造成了哪些影响？

　　一提起唐代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作为历史上存在最久的朝代，唐代诞生了众多形形色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传播范围也极为广泛。盛唐时期才子佳人颇多，诗词歌赋流传近千年。那么存在感如此强烈的唐朝文化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与亚非文化融合后又会迸发出何种耀眼的光辉呢？

　　任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的支持，按照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学中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促使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和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水平的提高。

　　众所周知，生产力决定着社会的生产关系。锄头不可能刨出工业机器，犁地也不可能诞生社会主义。换言之，从经济衰弱的原始时代到缓慢发展的封建时代，再到逐渐兴起的社会主义时代，都是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力就促进生产关系改变。

　　在这种循环往复的发展中，经济基础逐渐形成，进而出现了上层建筑。两者相互适应相辅相成，构成了社会形态，即社会制度。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上层建筑的发展，因此经济的繁荣必然促进文化的繁荣。

　　唐朝诞生起便注重经济的发展，创新土地制度，为调动百姓的积极性而推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与此同时，唐代研究河流灌溉，建设水利工程，解决了耕地干涸与生产生活的重大问题。正是在如此背景下才会有“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的富饶生活。

　　所谓科举，也就是设科取士的意思。封建朝廷按照不同的行政管理需要，规定不同的考核内容。它的雏形是汉代的策试，后续发展为九流常选，然后延伸为进士和明经。但是相较于明清唐代更注重进士的考试，并由此进入唐代选拔制度的巅峰。

　　科举制区别于九品中正制，它为广大学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入仕方式。努力成为改变命运的首要因素，莘莘学子皆以读书为己任，当官位不再是豪门贵族的专利时，其人员素质必然得到断层式上升。

　　知识影响文化，科举制为考生营造的公平环境极大程度上调动了学子的积极性，文化主体得到提升必然会促进文化本身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沉淀的素养总不会白白浪费。不管是高中还是落败，不同的人生际遇造就了或喜或悲的独有感受。

　　而这些选择也成就了众多才子佳人，有人一步登天有人坠于深渊，但总有人会高呼“我将利吾器而俟其时耳”。这就形成了一种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积极氛围，科举制也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文化的繁荣。

　　区别于唐朝殷实的经济基础，它开明多元的文化政策在另一种意义上造就了文化的繁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历代统治者对于文化的中正调和政策。唐高祖曾发布诏书提出三教讲论的思想，“三教虽异,善归一揆”的原则也影响了后世统治者的观点。

　　唐睿宗曾说:“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其子玄宗也说:“道教释教,其归一体”。千秋节上玄奘提出回归三一的主张，唐德宗称赞:“释、道二教,福利群生”。而恰恰是这种三教合一的文化政策促使唐代走上了与前朝截然不同的文化大繁荣时期。

　　儒释道的并行不仅仅代表宗教一方的发展,它还营造了一种教学相长兼容并包的特殊氛围，开放的政策环境，为唐朝文化的多元发展营造了和谐环境。在多民族发展方面，唐代坚持民族融合反对排斥异族。

　　在国与国的交往方面唐与外国贸易频繁，入唐的外国人数量显著增加。随着人口的流动，唐朝的文化得以向周边国家甚至全世界传播。而在此氛围下各类文化百花齐放相互交融，化对立为统一，由此也奠定了唐代繁盛远播亚非及西方的文化基础。

　　唐代文化在兴盛后日渐东传，其中包括亚非与部分欧洲国家，传播内容涉及宗教建筑科教等各个领域，其制度思想也给西方各国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细究唐文化传播的轨迹就可看出，其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及政策规范大体上是向东前进。

　　位于当时唐代领土东部的朝鲜和日本便成了文化接收的大家，其中日本最为显著。《日中文化交流史》曾提到，“日本向国力强盛的唐朝派出遣唐使，他们作为沟通唐与当时日本的桥梁，把盛唐的知识文化传递给国内，在日本国内刮起一阵效仿之风。”

　　文中所提的遣唐使是指日本在飞鸟时代至奈良时代向唐朝过渡的人才，通俗来讲就是现今的留学生，例如当时进入唐朝还参加科举考试的阿倍仲麻吕。这批“留学生”回国后不仅传递了异国的文化，还在国内掀起改革之风。

　　当然除了遣唐使外，唐代主动向外国输送知识也是文化东进的表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鉴真东渡。鉴真，天宝年间的盲目僧人，六渡日本传戒，被日本冠以“天平之甍”、“过海大师”等美誉。其为日本带去建筑、医药、佛法等优秀文化，也正是在这些人物的影响下，唐代文化才得以向东传播，并为各国所尊敬。

　　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绝不仅仅止于一种方式，互通有无的信息促使双方采用多种途径传递文化果实。大体包括歌谣、谚语、雕版印刷、碑石、诗笺等形式。常见的自然是歌谣谚语这类口头交流方式，因其便利性也流传的最为广泛。作为当时消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喧喧道路尽歌谣”的现象也不足为奇。

　　除口头交流外，文字记载也是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有诗言，“削简龙文见‚临池鸟迹舒。河图八卦出，洛范九畴初。”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更为流传的是手抄书的形式。据记载，唐内府集贤书院仅仅在一年之内便可撰写296本，所费纸张更是以万计算。

　　而长安和洛阳的皇室藏书馆共计抄录万卷书，所费纸张数高达六万余张。官方抄书就如此频繁更何况民间私人的誊抄，通过辛勤撰写，一字一句在不同竹简上反复誊抄，当真是入目一瞬，寸乃非虚。

　　手口相传传递大唐烽火，百器实物则承接盛世荣耀。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瓷器是唐代中外交流的主要实物之一。据考古资料显示，唐代瓷器先后传入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伊朗、泰国、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等众多国家。瓷器享誉世界的同时，也受外来文明如西亚、波斯艺术风格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瓷器大批量对外传播的时期，往来于唐朝与各国之间的国际人士对中国瓷器极为爱好，瓷器的外销成为热门，中国传统文化也随之传扬出去，瓷器遂成为弘扬中华文明的桥梁。

　　大化改新后，日本以中国儒教为指导原理，设立大学寮。以经史为教科书，培养官吏，主要讲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摘篆等六道。大和长冈入唐进修刑名之学，回国后协助吉备真备删定律令二十四条。

　　在饮食上，唐代的“汉法料理”也传入外国，其中茶叶是不遑多让的王道饮品。当时唐朝对外贸易频繁，诸如波斯、大食等国家发现了这种东方的神秘饮品，于是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茶叶。茶叶也同丝绸瓷器一样作为唐朝的代表远销各国，所谓“一饮涤昏寐，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如此受欢迎的茶叶进入日本后更是延伸出具有日本特色的茶道。

　　宗教也是如此，唐代佛教已完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被广泛接受，并得以极大发展。其中包括天台、三论、法相、华严、禅宗等多种流派，但纵观唐代佛教的形势，三论宗和法相宗应该是传播较广的流派之一。

　　八世纪初，僧者慧超学习这两种佛法，不久经海路去往印度，踏遍天竺的佛教遗迹。后又往西到达波斯、大食、拂霖，经中亚各国再返回，把唐代的佛教文化传播至西方各地。

　　而在文学艺术方面，各国的遣唐使节、来唐人员等来到唐朝，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相互碰撞时产生了众多富有中外特色的优秀作品。如《纪闻》中的长人国、《酉阳杂姐》中的旁㐌兄弟、《云溪友议》中贾者马行余见新罗国君等。

　　唐代中外文化的融合与同化为原来的文化圈增添了新鲜血液，促成了文化的更新，使新的文化在适应、整合的功能上进一步加强。在众多媒介下，唐代文化与国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碰撞，使其在多方面进行重构，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盛唐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