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考古视野下的二里头文化韧性、社会转型与社会崩溃

　　7月5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公众考古学中心、博物馆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与拉丁美洲古代文明比较研究中心联合主办，青年考古人学社承办的首师大历史学院2022年夏季学期课程“朋辈精英-青年考古人系列讲座”开启第二讲，邀请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博士生葛韵主讲，由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副教授王涛老师主持。讲座主题是《考古视野下的二里头文化韧性、社会转型与社会崩溃》，采取线上会议的形式，参与人数较多，讲座后师生讨论积极，同学们反响热烈。

　　讲座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葛韵学长分享了自己研究这一主题的缘起。他提到，人类学有四大分支：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考古学，其中有关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研究是人类学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方向，与人类学关系紧密，其研究视角分为从上至下或者由下至上两个视角来研究权力关系与过程。此外，由于个人兴趣使然，他格外关心早期文明起源的相关问题。之后，他以南美洲早期文明起源为例，提出以Charles Stanish等学者认为早期文明的起源并非全部靠武力胁迫，合作也是其中一种路径，可见早期文明起源的方式并非从上至下的一种可能。

　　至于人类学对国家研究的一个独特贡献则是关注国家的过程，而不是它的制度和结构。所以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提出的文明与国家有四大演进阶段：游团、部落、酋帮和国家，我们要以动态的视野去看，而非简单的进行阶段划分。最后，学长提到了迈尔霍夫的著作《Number Our Days》，在书的前言中，维克多特纳称其为“出生三次”。“第一次出生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第二次出生通过田野调查让人类学家沉浸在另一种文化的深处。最后，回家就像人类学家的第三次生育，因为他或她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文化，现在在全球背景下是陌生的和不熟悉的。”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古代文明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但当真正的沉浸到其他早期文明的研究中之后，再反过来看自己的文明，似乎有一种陌生感，但这恰巧也是一次反思和进一步了解人类与文明本质的机会。因此，人类在某些方面所表现出的共同本质和考古学密切相关，基于物质遗存，我们可以重建另外一套叙事体系，从而真正的去理解并揭示人类社会、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

　　第二部分葛韵学长主要分享了考古视野下的二里头文化韧性、社会转型与社会崩溃的主体部分。学长首先介绍了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史，“关于夏文化、夏商分界的论战，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构成奇特景观。”二里头文化处于由原史向历史的转变时期，葛韵学长认为，对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应尽量摆脱物质遗存与王朝历史划等号式的叙事体系（王朝历史情结），而更应关注二里头文化社会自身演化的过程，这是考古学更擅长的，例如社会崩溃。

　　接着学长介绍了西方学界对社会崩溃的研究，提到中国考古学界社会崩溃研究的缺失，其中对史前时期社会崩溃的研究大多归咎于气候有关，而历史时期有丰富的文献记载为社会崩溃提供丰富的史料。葛韵学长认为，社会崩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念，研究史前时期不仅要关注到外因，还要注重内因的变化；研究历史时期的社会崩溃不仅要关注社会上层，也要关注到社会下层的变化。据此，葛韵学长提到，他们在研究二里头文化的演化过程时主要的方法是基于考古发现，对物质文化进行阐释，并分析其背后的动因，最终重构二里头文化动态的图景。

　　然后，葛韵学长为我们介绍了相关概念。第一个是社会崩溃，学长指出，基于其他学者的定义，社会崩溃往往表现为实体的碎片化和文化传统的中断，如主导地位的思想、信仰体系，甚至语言、文字系统的消失；国家中央行政组织的崩溃，传统精英阶层的消失，集权经济的崩溃，聚落迁徙和人口锐减，而相对应的可辨识的考古学现象有“宫殿、公共建筑、精英居址甚至是整个聚落的废弃；高等级传统墓葬的消失，以及向更小型聚落呈分散分布的转变”。但这未必所有社会崩溃都会有如此丰富的表现。而葛韵学长也提出了自己对社会崩溃一词的理解，即社会的文化边界和边界被整合、分离和重建，并以玛雅社会为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玛雅文化在公元800-900年间崩溃，表现为竖立纪念碑活动的停止、宫殿建筑不再翻新、中心宫殿区被废弃，这些之前社会上层一贯坚持的传统发生变化，但与之相对的是平民活动却未曾停止，社会上层的体系崩塌，但平民家户组织的文化与祭祀传统依旧被传承下来。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波动未必是社会崩溃的指标，但社会所控制的实际边界和文化辐射的更广阔的边界却被重新整合。

　　第二个概念是社会韧性，它与脆弱性相对，分为两种：急性的变化（如海啸、军事入侵等）和慢性的变化（如环境退化、长期干旱、经济停滞等），因此社会韧性就是社会在面对变化时所能做出的反应，这些反应能达到缓解危机平衡的能力，甚至是在社会崩溃后能够使经济文化等因素继续被传承下去。社会韧性包括两方面：韧性即一种维持或恢复平衡状态的短期能力文化韧性，跟社会上层挂钩；文化韧性涉及文化方面的维持，如世界观、亲属关系和语言，是通过转型或适应维持其存在的长期能力，跟社会下层关系更紧密。从文化大、小传统两方面来理解，统治者采用短期策略应对外部压力，以维持控制机制的平衡，而社会下层文化则是一种长期战略，如习俗和传统，旨在加强群体认同以及适应和忍受变革的共同愿望。社会崩溃后社会下层的文化小传统更多被传承下来，由此可见韧性和文化韧性没有绝对界限，更多的是对立和互补的状态。

　　第三个概念是社会转型。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未存在社会崩溃导致语言等消失的极端情况。但中国社会存在许多转型，社会转型是社会实体所做出的社会的和的反应，以及相应产生的社会现象，如社会繁荣、重组、衰落甚至是复兴等，从而强调结果的多元性和替代性，而非单一的社会崩溃。

　　除此之外，学长还提到社会转型与崩溃的原因，内因有人类对环境的无意破坏、社会对环境改变所做的不同反应、能导致体自我弱化和的不同统治群体和机构自我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比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外因有气候变化、强邻在侧、友邦援助的减少、自然灾害、战争等，过度适应于特定的环境或依赖于特定资源而缺乏适应的弹性与灵活性，特定资源的枯竭导致文明的崩溃等等。

　　第四个概念是能动性。学长提到，根据其他学者的观点，社会的内部动力才是决定这些社会发展与衰落轨迹的首要因素（刘莉、陈星灿2017)，能动性包括两方面意思：有意或意志地行动或以影响事件流的方式行动。简单而言，就是主体在面对变化时会基于当时的条件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和决定，在这其中，内因是根本，是决定因素。

　　在理解相关概念后，学长结合二里头文化展开了具体分析。首先简要介绍了二里头文化的基本情况，二里头文化年代在公元前1750-1560年，是青铜时代的肇始。这一时期开始将青铜容器与礼制制度相结合；二、三期时就已出现四级聚落体系；此外，在二里头都城遗址发现宫城、围垣作坊区以及高等级的墓葬，在墓葬中发现许多陶礼器及各类玉、铜礼器。基于考古发现和众多前辈文章的启发，学长展开了对二里头文化过程的研究。学长提到，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宫殿基址发生变化，陶礼器组合发生变化，二期开始出现陶礼器组合，三期铜器产生，玉器种类数量丰富，以箭镞为代表的武器数量也有所增加。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社会内部已发生重要变化。具体来说，闭合的宫城具有独占性和秩序性特征，以隔绝公众参与，日常生活遗迹的减少说明这一场所的功能趋于专业化，即由原来的空间变成场所，变成专有的排他性的宫城，也反映出礼制的进一步规范化与系统化；礼器组合的转变与丰富化，尤其是运用块范法铸造的青铜礼器，成为中国青铜时代最重要的、宗教和经济力量的象征；二里头的统治者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垄断了青铜礼器的分配，并为社会地位最高的统治阶层所有。

　　除此之外，葛韵学长还提到，此时其他等级聚落也存在相应的变化。在二、三期之交，二级聚落在二里头文化分布的边界的东部边缘开始筑城，如望京楼城址和大师姑城址，两个城址的墙宽很宽，具有防御功能，且都位于东部，由此提出了东部筑城是否具有特殊的意义，推测二里头文化时是否存在防御东部考古学文化或者人群的可能。在聚落体系中；而位于西部、南部的城址可推测为获取资源向西部、南部扩张，如东下冯遗址、古城南关遗址等遗址的分布都与获取重要的战略资源有关。在这一时期，二里头文化也开始向外辐射，主要建立在以玉器、陶器为载体的礼器之上。

　　然后，葛韵学长结合人类学的理论进一步展开了论述。根据国外学者的双重过程理论观点，早期文明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统治策略：排他性的个人倾向的统治策略和合作倾向的集体统治策略，两种策略并不排斥。据此学长来解释二里头文化物质变化时的过程。他认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存在对内排他性，即对内统治策略有集权化、排他性的倾向。具体分析而言，都邑内与平民阶层划分出互动边界，以此建构出绝对的身份与权威；有规划的宫室布局，体现了统治阶层的设计方案甚至是宇宙观；斗争和社会不平等体现在对知识和仪式的控制上，进一步完善、系统化已有的礼制制度，并垄断复杂的青铜礼器铸造技；加强经济资源的控制，尤其是对涉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青铜器制造的资源控制。但对内的排他性是建立在对外策略之上，他认为二里头文化对不同地区采用的是不同的外交策略；对西北方向的经略，尤其是突然出现带有防御性的西吴壁、东下冯、南关等矿冶、盐业聚落中心，说明二里头文化对盐、绿松石以及铜矿等战略资源的控制，是该文化对此地扩张的动力；在东部边缘地区开始筑造带有壕沟的次级中心和一般聚落，以保护周围地区的居民，显示二里头文化与分布在其东方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但在该阶段，以礼器为载体的文化、权威及礼制思想更是向外辐射的主流。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对外主要是一种软实力扩张，着重强调与其他文化社会上层的联系，而非直接地武力压迫与征服；酒器与宴飨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宴飨将不同网络中距离更远的、处于不同社会和环境的群体联系在一起；从社会距离上讲，越是远离普通民众且只有社会上层才能获得和使用的物品的价值越高；从地理距离上讲，越是来自远方的物品的价值越高。

　　据此，葛韵学长又对二里头文化社会转型的动因进行分析。首先五谷、六畜等食物的多元性提高了人们所摄入营养的丰富程度，并为都邑人口的增长提供动力，从而于第三期达到人口高峰；都邑周边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也进一步促进了二里头文化的扩张，三、四级聚落数量的增长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人口的増长也可能加剧了社会内部的不稳定性；所以统治阶层选择加强集权来为生产与分配的集中控制提供保障，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分化；完善礼制文化以应对这一社会内部压力，尤其是通过发展新兴的冶铜工业以实现集权，在这一过程中凝聚并彰显统治阶层的权威与能力，以此来强化统治阶层的身份地位与意识形态。

　　葛韵学长接着展开了对二里头文化的崩溃的具体分析，提出在考古学视野下建立一套叙事体系，并提到二里头文化的崩溃与外来人群的入侵有关，介绍了其他学者有关二里头文化崩溃表现的发现。根据二里头文化以礼制文化为核心的外交策略和青铜、陶酒器的广泛使用等礼制特征，葛韵学长提出了自己对二里头文化崩溃原因的想法，即二里头文化的崩溃内因在于它的外交策略，尽管通过礼器器物强调共同祖先的血缘关系，同时也可以增强自身的正统性。葛韵学长发现，一方面，二里头文化十分注重跨文化系统间交流偏好的趋势，这种交流有利于双方在竞争加剧的团体环境中脱颖而出，但在同一文化系统（农耕文化系统）内部缺乏互惠关系的建立，尤其是其东方的考古学文化（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另一方面，二里头文化城址的防御性也体现了它的外交策略。根据这些物质方面的表现，可初步推断二里头文化“亲远疏近“的外交政策，通过与远方的考古学文化建立互惠的关系，从远郊获取丰富的物质彰显自己的地位，并牵制东部的考古学文化或者人群。然而，这套外交政策也最终导致了二里头文化的崩溃。

　　第三部分葛韵学长分享了其他方面的思考。二里头文化崩溃后，二里岗文化陶器的标准化生产，并开始大量筑城，学长提到，这是否与二里岗文化统治者吸取二里头文化外交策略的教训并开始以武力征服扩张有关。二里岗文化上层采取的外交方式虽与二里头文化不同，但最终二里头文化的遗产还是为二里岗文化上层所继承，礼制文化与实践最终还是作为一种文化韧性被二里岗上层发扬光大，并影响了整个中国青铜时代。最后学长鼓励我们在本科阶段多学习其他理论，开阔视野，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古代社会的理解，培养对物质文化多元解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