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祚：关于“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必须搞清楚的几个问题

　　编者按：当前学界关于“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对于“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二者关系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仍有空间。本文着力阐述了研究“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必须搞清楚的几个基础性问题,即“软实力”概念有明确的定义吗?“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有什么背景?约瑟夫·奈研究“软实力”目的何在?“软实力”概念是如何在中国落地的?为什么说“文化软实力”是对“软实力”的超越?中国为什么必须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占领文化软实力制高点,讲述好中国故事,传达好中国立场,树立好中国形象,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现在,“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在中国都是耳熟能详的热词了,学界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对于“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二者之关系及相关问题,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为了探讨的方便,有必要从头说起,论及几个基础性问题。

　　应当说,“软实力”概念是个舶来品。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约瑟夫·奈提出的。但约瑟夫·奈始终没有明确系统地给出“软实力”概念的界定,只是以列举的方式提出软实力包括哪些内容。他认为,软实力包括文化的吸引力、价值观的吸引力、制度的吸引力,还有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能力。

　　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出版了《大国的兴衰》。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一个观点,认为美国正在走下坡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到处穷兵黩武,不仅死伤了很多美国士兵,而且耗损了美国大量的资财,使美国的硬实力不断受到损害。约瑟夫·奈不同意保罗·肯尼迪这个观点,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有吸引力的,他人就会自动地追随,这个国家就没有必要使用代价高昂的硬实力。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美国没有衰落,而且“注定领导世界”,因为虽然美国在硬实力方面遭受了损害,但是美国还有强大的软实力。

　　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那本书题为“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演变”。我们从书名不难看出,他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目的就是要为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做辩护,是为霸权主义、强权服务的。他后来说得非常直白:美国就是用拉拢的办法、诱导的办法,使别的国家跟着美国走。前不久,约瑟夫·奈在论及中美关系时还在主张这种策略,他说:“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在制衡中国。没有国家希望被中国控制。美国仍将是亚洲力量平衡的关键。如果美国能够与其亚洲盟友保持同盟关系,那么在与中国展开的传统竞争中,美国很难出局。在传统的大国竞争中,盟友就是美国的王牌,关键是美国能否有效发挥其作用。”

　　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家,而约瑟夫·奈又有深厚的美国官方背景,在卡特政府期间,他是助理国务卿;在克林顿政府期间,他是助理国防部长,所以“软实力”概念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国。中国最早注意到“软实力”概念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系的青年教授,他在1993年《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发表了介绍软实力的文章,题目是《作为国家力量的文化:软权力》(“soft power”一般译成“软实力”,也可译成“软权力”)。此后中国学界一少部分学者开始了一些关于软实力的讨论。这些讨论基本上是围绕如何理解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观点,一直延续到2007年党的召开之前。党的第一次把“软实力”概念写进了大会报告,赋予“软实力”中国特色和意义。其中明显的特征是在“软实力”前面加上了“文化”二字。这为“软实力”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实现“文化软实力”对“软实力”的超越,设定了一个重要前提。“文化”在软实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了。它意味着,没有文化高度的软实力,那是短视的;没有文化深度的软实力,那是肤浅的;没有文化广度的软实力,那是狭隘的;没有文化开放的软实力,那是封闭的,最后是会僵化掉的。它意味着,“文化”在“软实力”中发挥着灵魂和经纬的作用,而不是像约瑟夫·奈那样,把“文化”和“价值观”“制度”“话语权”平行并列。事实上,没有文化,何来价值观的吸引力?没有文化,何来制度的吸引力?没有文化,谈什么国际话语权?

　　党的以来,习同志关于“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根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树立当代中国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集中体现,推进了中国学界对“软实力”研究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给出“文化软实力”明确的内涵界定。约瑟夫·奈虽然提出了“软实力”概念,但并没有给出“软实力”清晰明确的内涵界定。我们则着眼于物质和精神之辩证关系,相对于“物质硬实力”,给予“文化软实力”清晰明确的界定。“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物质硬实力”而言的。所谓“物质硬实力”是指一切看得见摸得着、可以量化的,表现为物质性、实体性,可发挥硬性强制作用的力量。例如,军事上可以运用战机、军舰、坦克、导弹等形成威慑对手的能力,经济上可以运用原料、资金、生产、运输、存储、交易等形成对抗竞争对手的能力,都属于物质硬实力。“文化软实力”则是一切看不见摸不着、难以计量,表现为精神、情感、智慧、情操、品格,可以发挥柔性亲和作用的力量。例如,文化的吸引力、语言的说服力、理想的感召力、精神的鼓舞力、智慧的创造力、道德的教化力、理论的指导力、的引导力、艺术的感染征服力等,都属于文化软实力。

　　二是改变了软实力的宗旨。约瑟夫·奈仅仅把软实力作为美国的外交战略、国际权谋去用,为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服务。我们则是把文化软实力看成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对外的功能,也有对内功能。对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明中国立场声音、树立中国友好形象、扩大中国朋友圈,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提高理论的说服力、预见力、指导力,提高新闻的引导力、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主旋律、提升正能量,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任何国家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物质硬实力,另一条腿是文化软实力。如果说物质硬实力不行,那么这个国家可能一打就垮、一打就败;而如果说文化软实力不行,这个国家可能不打自垮、不打自败。何以见得?这样的历史案例太多了。比方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颜色、阿拉伯之春,这些都是典型的例证。应当说这些国家大小不一样、国情不一样、历史不一样,引发社会、政权更迭的具体原因、具体导火索也不一样,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都是因为反对派发动了意识形态战、发动了战,最后把当局抹黑,使当局执政失去了合法性、失去了理论和的支持,使其文化软实力大厦坍塌了。

　　苏联解体是最典型的案例。苏联过去和美国是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可以说当时它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和美国叫板,其核武器的数量比美国还要多。它的工业基础、科技基础、教育基础在当时的世界应当说也是一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挽救苏联的解体,而且苏联解体之快,令人感到非常惊诧,呼啦啦似大厦倾。这是为什么呢?当时,世界各国的家、外交家、理论家、战略家都在研究。有的说,那是因为苏联那个制度太僵化;有的说,那是因为苏联工业布局不合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忽视了民用工业;有人说,那是因为苏联没有搞好民族团结;有人说,那是因为苏联和美国搞军备竞赛,最后被人给拖垮了,这些说法应当说都有一定道理。然而,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苏联文化软实力大厦坍塌了,意识形态防线崩溃了,失去理论的支持、失去的支持、失去人心的支持。苏联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戈尔巴乔夫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新思维”所导致的恶果。戈尔巴乔夫所鼓吹的“人道的、的社会主义”,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不要党领导、背离科学社会主义,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习总在2013年8月19日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因为它“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一言以蔽之,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很可能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民族四分五裂。然后总也回答了为什么有这“三个事关”,他说:“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首先从思想领域开始。动荡、政权更迭,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事情,但是思想演化,则是个长期的过程。如果思想防线守不住了,那么其他一切防线就都守不住了。所以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我们就会犯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总讲这些话,针对的背景就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可见意识形态的确是“极端重要”。而文化软实力的所有要素,诸如理论、、文艺、出版、网络等等,无不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由此可见,文化软实力不行,必然不打自败。

　　以我们中国历史为例。中华民族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文化非常活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古代科技的长期领先提供了足够的思想智慧和社会氛围。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出版过一套很有名的著作《中国古代科技史》。在这部著作中,他说:“13世纪以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令西方望尘莫及。”那是说我们的科技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有很多证据可以支撑李约瑟博士的结论。例如,初等数学平面几何中,有个直角三角形的勾股定理我们老祖宗把它叫做“商高定理”,西方把它叫做“毕达哥拉斯定理”,我们的商高定理要比毕达哥拉斯定理早600年;郭守敬的天文《授时历》比西方早800年;唐代一行和尚关于子午线年,这都遥遥领先。现在月球上有个环形山,叫“祖冲之山”。祖冲之是何许人?他是我们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数学家,为什么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山?那是因为祖冲之在数学上贡献很大,他关于圆周率的计算3.1415926……一直到小数点后面13位,西方人计算到小数点后面13位,那是1000年以后的事情了。笔者举的这几个例子,都和天文学有关,比方说这个勾股定理,迄今为止,力学、光学、经典物理学、天文学,仍然离不开它,天文《授时历》、子午线、圆周率等都和天文学有关。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一个很大的聚焦点宇宙开发学,和天文学密切相关。可见我国古代科技多么先进!西方近代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论的学说,可以说开启了近现代生物学的大门。但是达尔文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我们明朝科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一些观点和素材,可见李时珍多了不起。更不要说我们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没有指南针,哪有世界地理大发现?没有火药,资产阶级就炸不开封建的城堡;没有造纸印刷术,西方的文明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传播得那么快。所以我们有十足的理由,为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和科技进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但是近代以来我们落伍了。欧洲始自14世纪的文艺复兴,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文化灿烂。文艺复兴以“人性”反对“神性”,用“”反对“神权”。反对教会对精神世界的控制,要求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科学文化知识。其影响力在艺术、建筑、哲学、文学、音乐、科学技术、、宗教以及智力探究的其他方面都得到充分的体现。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了“文艺复兴”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他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然而,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到宋明理学之后有两大发展趋势,一方面是融合儒释道,更加系统化、更加条理化,这有利于教育、有利于传播;但是另一方面,它逐渐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着力维护封建统治。特别是三纲五常,严重地束缚了人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如果说“五德”(仁义礼智信)还可以对它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但是“三纲”则纯属糟粕。“君为臣之纲,父为子之纲,夫为妻之纲”,危害太大了。对整个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影响太严重了,它使人们那种创造性、创新性、独立人格、独立己见、敢于质疑错误的勇气,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乃至清朝思想家龚自珍作诗感慨:“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科举取士变成了“八股”取仕,就连文章怎么写都限定得死死的。广大学子读书的目的,只是当官;国家组织科举考试,只是为了选拔循规蹈矩、只会做八股文章、愚忠的官吏。科学技术不入上流。如此僵化的思想文化,必然阻碍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各领域的发展和进步,必然导致文化软实力的衰退,无法抵御西方坚船利炮的进攻。因此,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几艘漂洋过海的战舰就可以把偌大的中国打得一败涂地,蒙受割地赔款之耻。中华民族的兴衰史足以说明其与文化软实力兴衰密切相关。

　　我们之所以强调“伟大复兴”,是因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长期伟大过、辉煌过、领先过,而鸦片战争以来急剧衰败了。1842年到辛亥胜利后的1912年,我们和西方签订了700多个条约,其中有40多个条约是明显不平等的条约,包括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款。瑞典王宫有一幅大油画,画的是瑞典国王接见各国使臣,各国使臣一个个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等着瑞典国王接见。而在各国使臣最后面,一个又瘦又小又矮,穿着清朝官服的人,像个小老鼠似的站在那里。每个中国人看到这幅画,都会感到民族自尊心很受伤害,但那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际地位的缩影。英法联烧圆明园,把人类不可再造的珍宝焚为废墟;沙皇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走了15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将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八国联军进北京烧杀劫掠、无恶不做;上海英租界的黄浦公园竟然规定“华人与狗不得入内”;1842—1901年,我国向西方列强赔款72869亿两白银。中华民族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瓜分、践踏、掠夺,毫无国际地位和尊严,乃至八国联军一个德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做19世纪的中国人太悲惨了。” 中华民族如此灾难深重,首先根源于中国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的腐朽落后。一些忧国忧民之士不能不担忧:20世纪中华民族会不会面临灭种的危险?于是,一些具有使命担当精神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如何振兴中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世纪过去了,21世纪也过去了五分之一,中华民族不但没有灭种,反而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来越近,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人们不能不思考:从濒临灭种到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这一沧桑巨变是靠什么实现的?就是靠中国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正如所说,十月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使中华民族的面貌为之一新,就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正是中国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思想、理论、“”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使中华民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人民当家作主,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不断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进发。正如习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在全世界高高举起。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上那些想要加快发展,又想要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方案。显而易见,中国、建设和改革的不断胜利,都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一种文化,是在中国居于指导地位的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软实力造就了一代一代、前赴后继、胸怀远大理想和先进理念、具有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精神的仁人志士和英雄群体,推动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上不断向前迈进。

　　综合以上中华民族兴衰成败的史实和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文化软实力建设事关国家兴衰成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正如习在中央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所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面对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面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美国的霸凌行径、冷战思维和“甩锅”,中国必须占领文化软实力制高点,不断做强国际场的中国声音,讲述好中国故事、传达好中国立场、树立好中国形象,大力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