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忠正人工智能的人学反思

　　作为一次新的技术，人工智能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也给社会带来了恐慌。恐慌实际是对人在智能时代的存在方式和未来发展的焦虑。人工智能是人类改造世界和世界人化的产物，我们不仅需要诉诸理性的方式来处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而且还需要警惕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免导致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通过对人工智能反思和建构人类自身，以及通过人工智能的主义应用，实现人机共生，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发展。

　　2016年3月，AlphaGo以总分4:1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经过60年的艰难历程，人工智能迎来了复兴之年，开启了人类新时代。虽然AlphaGo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战胜人类智能，但作为一次新的技术，不少学者把人工智能系统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视为第三次工业的标志，而与前两次工业区别开来。不可否认，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已经来临，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也给社会带来恐慌，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的最大威胁，使用人工智能如同召唤恶魔，甚至提出“人工智能终结人类”。无论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是积极的抑或是消极的，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都不再是是否接受人工智能，而是如何理解人工智能的本质，如何以理性的方式处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如何运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如何规避人工智能的风险尤其是人工智能资本化的严重后果，如何诉诸人工智能反思和建构人类自身等等。唯有解决上述诸多问题，我们才能在智能时代克服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实现人工智能的主义应用，实现人机共生，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发展，创造美好世界。

　　简单地说，人工智能是人们通过研究人类智能行为的规律(如学习、计算、推理、思考等)，建构的具有一定智能的人工系统，以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从图灵预言可能创造出智能机器，到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能概念和研究领域的确立，再到2016年AlphaGo战胜李世石，人工智能技术和发展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工智能已成为被高度关注、快速发展的科技领域。随着人工智能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从事人类的工作，必然带来一系列复杂问题，尤其需要人们处理好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实现两者之间高效、愉悦的交互，造福人类。但是，人们在处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往往被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所禁锢，提出一些类似“××是不是机器人”“人和机器人相比，哪一个更出色”等等问题。显然，这一思维模式必然造类与人工智能的对立。所以，理性对待人工智能，必然要求理解人工智能的本质，建构人机共生的理念。

　　作为人工系统的人工智能，顾名思义，是人工的人工智能，是人的智能机器，而不是与人相对立的智能机器。确切地说，人工智能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使世界人化的产物，而且作为世界人化的产物，人工智能是人类本质的对象化，是对人类及其本质的确证和实现;这一对象化活动使世界表现为它的作品和现实，使之在它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所以，人工智能不仅以人类的本质实现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为指向，而且是使之实现的现实力量。当然，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会使之成为资本，成为统治人的抽象力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人类面前，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人工的人工智能对人类的肯定。我们知道，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的实践活动是有意识的对象化活动;在对象化活动中，人类不仅实现自身，而且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社会存在物，人类按照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尺度改造世界，使之成为属人的世界。这一有意识的对象化实践活动，不仅是人类追求目的的历史过程，而且是自然界向人生成的过程，即人、自然、历史三者有机统一;作为新技术的人工智能既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产物，亦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手段，它是实现人、自然和历史有机统一的媒介。所以，马克思高度评价科学技术，认为它“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且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鉴于此，作为新科技的人工智能不仅实现了对自然界的改造，结束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幼稚行为，而且为人类解放提供了条件。但是，人工智能对自然界实现的改造并不是对自然界的征服和控制，而是使之成为人化的自然界，以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发展。

　　虽然人工智能是世界人化的产物，是人工的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机器，但它并不具有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它只是属人的。自我意识不仅确立了人的主体性，而且使人的实践活动成为自我意识反思的对象，赋予人以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既然人工智能是属人的，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必定构类自我意识的反思对象，二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相反，是一种共融共生的关系，即作为人工的人工智能只有与人共生，才被称为“人工智能”，人类只有诉诸人工智能，人类的本质和人类的自由个性才能实现。所以，只有真正把握了人工智能的本质，才能摆脱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才能建构人机共存的理念，使人—机共同体成为可能。时下人机对立的观点，只是反映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异化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异化关系是资本的逻辑导致的，并没有真正把握人工智能的本质。有的学者对人工智能的理解仍囿于它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而忽视了人工智能的存在论维度，它表征了人类的存在方式，一种人机共存的样态，指向人的解放;而且人工智能已经超越了专业化，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领域，通用人工智能表现出更强的类人智能。所以，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创造力的问题已成为关注的热点，实际上，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诠释创造力，厘清它与人类的理性、感性的关系，与人类的自我意识的关系，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等等问题，不管人们如何考量人工智能的“创造力”，都无法撼动人类的主体地位，都无法否认人工智能是人工的人工智能，是属人的这一本质。

　　当然，实现人机共存、建构人—机共同体并非易事，它不仅需要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平衡机器人的自主行动和人类的指挥之间的关系，制定一套人机交互的社会机制等，而且人—机共同体间尚存在诸多灰色地带。但是不可否认，人机共存是处理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理性选择，甚至有的学者断言第二个机器时代是智能机器与数十亿相连接的大脑共同工作，更有利于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或许半马人系统的出现，已经昭示人—机共同体的实现。例如，谷歌的在线翻译，看似是智能机器独立工作，其实不然，它是在人类用户提供的数据基础上工作的，它使用的单词和短语是人类在之前的翻译中已经匹配好的。看似智能机器会写古诗，其实它亦是在人类用户提供的数据基础上工作的。总之，在建构人—机共同体时，人们会遭遇许多难题，或许会面临“恐怖谷”理论的挑战，或许会因为模糊人机界限引发机器人格化问题等等;犹如机器的使用，既变革了生产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又面临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危险，成为资本，走向人的对立面。但是，问题的提出必然会使人们全面地思考和解决人机共存问题，理性地处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

　　谈及人工智能，人们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涉及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人工智能造福人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二是人工智能存在风险，可能替代或超越人类智能，控制人类。关于第一个方面，每个人都有切身体验，智能设备不仅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必需品，而且在医疗健康、素质教育、城市规划、灾难预防、产业创新、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关于第二个方面，人们焦虑的是奇点的来临，人类成为“无用阶级”;人工智能的道德和法律的缺失，难以判定由谁承担责任;人工智能抢了人类的饭碗，贫富差距扩大，人类技能严重退化等等。当然，不只是人工智能，人们在面对其他新技术时，都会产生这种矛盾心理，既认为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又害怕它变成超出人类控制的恶魔，主宰人类。这种矛盾心理，看似是人们对人工智能风险的焦虑，实际是对人在智能时代的存在方式和未来发展的焦虑，究其原因是资本的逻辑导致的，它掩盖了人与人工智能的真实关系，以致“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被吸收在资本中，“表现为资本的属性”，与人相对立。既然智能时代的来临已成为既定事实，人们只能坦然地接受它。但是，人们既不能盲目乐观，又不能过度悲观，且必须全面考虑人工智能的风险，尤其是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尽可能地规避它的不良后果。

　　虽然马克思没有预言智能时代的来临，而且较之马克思的时代，智能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智能时代的资本逻辑仍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所以，马克思不仅是历史的马克思，而且是现实的马克思，他的机器观以及关于“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的论断，为我们理性对待人工智能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资本主义社会，遵循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它在劳动过程中作为资本与工人相对立;而且“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时至今日，现代世界仍是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地位，智能时代的智能机器必然遵循资本的必然趋势，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资本与工人相对立。暂且不论人工智能能否超越以及何时超越人类智能，毕竟人工智能的发展尚处于胚胎阶段，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已经表明人们对于智力或机器控制人的恐惧。与其说这是源于对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恐惧，不如说是源于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未知，源于对“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人沦为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附件的恐惧。所以，如果说奇点的来临意味着智能机器实现了对人的统治，那么其实质就是资本实现了对人的统治，或者是控制着智能机器的少数资本家实现了对大多数用户或工人的控制，导致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

　　在资本逻辑的主宰下，作为新技术的人工智能通常被人们仅仅理解为一种物而已，完全忽视了它的社会意义。虽然人工智能发展到依靠深度学习大数据、云计算的网络协同强智能，能够摆脱人类经验的束缚，作出新的判断，但它仍不具有自我意识，尤其是反思性的自我意识。尽管如此，人工智能作为人工的人工智能，是人类改造世界，使之人化的产物。正如资本不是物，是属于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作为资本的人工智能必然具有社会性质，以物的形式表征了人与人的关系;相反，把人工智能仅仅理解一种物的做法，则是用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了人和人的关系。所以，当人们在判断一部智能机器是好的机器时，它不仅是事实判断，而且是价值判断，即机器的“好”不仅是实存意义上的，而且是社会意义上的。这种意义上的“好”，使人工智能进入伦理领域。但是，事实上，人工智能尚未建构系统的道德和法律的规则，难以判定由谁承担责任。例如，当一辆无人驾驶汽车造成伤害时，谁承担责任;当自动化武器出错时，谁来负责等等。这些问题，是人们建构人—机共同体时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否则，在资本的必然趋势的冲击下，人工智能只能沦落为物。

　　关于人工智能是否抢了人类的饭碗，目前尚难定论，因为智能机器对就业的影响很难量化，而且缺少相应的指标。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对工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儿童和妇女加入结合劳动人员中，改变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关系;其二，创造了延长工作日的新动机，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它的支配，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 其三，提高了劳动强度和剥削程度。确切地说，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虽然人工智能在导致一些工人失业的同时，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使一些新产业如“工匠经济”“私人订制经济”等兴起，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用户范围，使一些缺少相应技能者长期失业。当然，作为资本的智能机器，它的使命是生产财富，增殖资本，必然不可能改变控制着智能机器的少数资本家与大多数用户或工人之间的对抗关系，甚至加剧了二者的对抗和贫富差距。在互联网系统，很多方面都符合幂函数分布的特征。例如在经济方面，控制着智能机器的资本家的财富越来越多; 大多数用户，尤其是缺乏技能的工人则越来越穷和被边缘化; 而且经济等级中从底层通往顶层的途径逐年减少，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此外，智能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过度依赖智能机器，容易导致人类技能退化问题，尤其是数字工具的使用，使一些人的必备技能退化。所以，在智能时代，人们对就业问题的关注，表明控制着智能机器的少数资本家与大多数用户或工人之间看似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平等关系，实际上却是一种对抗关系，前者通过作为资本的智能机器实现了对后者无酬劳动的占有和剥削。

　　不管是作为资本的人工智能对人的统治，抑或是控制着智能机器的少数资本家与大多数用户或工人之间的对抗关系，都是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导致的。对此，马克思指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本身缩短劳动时间，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机器本身减轻劳动，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等等。严格地说，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资本的逻辑导致的，它使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的生产与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完全对立，与其说人受人工智能的统治，不如说人受资本的统治。

　　马克思把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强调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并非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所以，机器的应用形式并非仅资本主义的应用，尚有其他与之相适应的应用形式，如机器的主义应用。我们知道，机器的出现，第一次发生了工人对劳动资料的粗暴反抗，虽然工人尚未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充足，他们必然学会把攻击对象从物质生产资料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实现人的解放。与之相应，有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亦有人工智能的主义应用，它能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文明作用，把人从非神圣形象的异化中拯救出来，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

　　虽然马克思意识到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危险，但他亦重视机器的文明作用;随着机器的发展，一方面使物质生产资料与工人完全对立，另一方面提高了生产率，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为人类解放提供了必要准备。人类的解放和主义的实现必须诉诸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它们是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人类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都无法满足，何谈人的自由实现和个性发展，劳动只会沦为谋生的手段。所以，机器的应用和发展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经阶段。时至今日，智能时代的来临，不仅使物质财富巨额增长，而且改善了社会环境，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2017 年6 月，联合国举办首次人工智能峰会，让AI 助力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造福人类，如消除贫困、零饥饿、医疗健康和高质量生活、质量教育、性别平等、清洁用水和公共卫生、体面的工作和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现象、气候行动、可持续的城市与社区等等，必将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除了使物质财富巨额增长，机器的应用和发展减少了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自由时间，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了自由空间。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采用机器，不仅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使劳动获得了解放的条件”，而且“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了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为个人和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了广阔天地。虽然资本无意地违背它的意愿，创造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但它必然会使这些自由时间变成剩余劳动，这是资本的本性使然。尽管如此，被创造的自由支配时间却使人的个性发展成为可能，使人可以利用自由的时间“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饭后从事批判”。时间看似只是量化的东西，但却表征了人的存在方式，具有存在论意义，人们只有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里从事实现人的本质和人的解放的实践活动，其他时间处于资本的奴役之下，只是“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今天，人工智能迅速发展，智能机器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从事着人类的工作。很显然，相比马克思的时代，智能机器的使用范围更广，替代了更多的人类工作，创造了更充足的自由时间。随着人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多，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人们不仅投入更多的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而且开始反思和建构人类自身，反思人与世界的关系，反思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反思中突破人类的诸多外在束缚，实现自我创造，建构人类自身。我们知道，主义的实现，必须作为世界历史才成为可能;机器则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它的应用和发展加深了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与合作，加速了历史变成世界历史的进程。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科学成为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但却唤起了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唤起了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使资本最大限度增殖自身。与传统机器相比，智能机器在使历史变成世界历史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打破一切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壁垒，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整个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成了“地球村”。但是，无论机器抑或人工智能的应用，都必须采用主义的应用形式，才能为人类的解放创造有利条件，否则它必然走向反面，造的异化和加剧贫富差距。

　　尽管在主义社会，机器的使用范围与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可以实现人工智能的主义应用，但在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世界，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的主义应用不能实现呢?答案是否定的。关于这一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解决方案。如有的学者提出“网络主义”，认为数字共享可以超越政府，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作用;共享导致的广泛协作产生一种新的平衡个人与集体的“网络”，可以实现最大化个体自主性和群体协同力量。有的学者认为，把人工智能从私人知识转变成公有知识，实现它的大众化、社会化、公益化，让使用人工智能成为全社会都可以拥有的社会技能。所以，必须把人工智能从私人垄断变成社会化的共建，而且让社会成员或组织共享人工智能的社会红利等等。很显然，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调节人工智能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关系，或者如何规避人工智能的资本化的风险，发挥它的文明作用。当然，问题的彻底解决，只能诉诸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重建个人所有制，超越资本的逻辑。但是，在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尚处于胚胎阶段，问题的解决缺少可以借鉴的经验，人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必须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公共性，使整个社会参与共建、共同受益，避免它被私人垄断和资本化。（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