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杂谈：二十目前的语文课程缺少什么搜狐情感杂谈
我在这里，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一下当前语文课本和课程研究在我心中的样子。现在的语文，就仿佛是一株被嫁接来的枝条所覆盖的果树，那些原本属于自己的枝条在果树的最下端勉强维持，那些嫁接过来的枝条被人们广泛赞赏、开发和研究，在这株果树日渐枯萎的时候，我们对嫁接过来的枝条采用的研究手段越先进、研究得越深入，离原来这株果树的本身属性越远、离救活这株果树的目标越远！
2、翻译的作品
其实我们只要分析一下，人的学习过程是怎样的，怎样才能更有效的获得知识，不同的人掌握知识的不同速度，学生对知识的吸收程度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涉及心理学方面的理论和需要相关的实践来支持。
早在建国初期，公先生曾提出从传统的教育中总结经验指导我们开展新的教育教学工作，但没有引起重视。在这里我想举一个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学研究》的一个研究来说明一下传统教材的意义和价值。张先生通过研究指出“一本《千字文》从南北朝直到清末。流行了一千四五百年，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早、使用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教材经过了多少年的淘洗了呢？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语文缺失了很多东西。但可能有的老师依然会提到时代性问题。我要说的是在前进的时代里我们更要保持语文课程的延续性和民族性。可惜的是我们目前的语文课本在选择范文时却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们目前的教材可以说是最“”的教材。说它是因为它可以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可快可慢，可简可繁。考试进度由教研员掌握，课程进度、课时安排由具体教师掌握，完全可以不顾教材的编排顺序，完全不受教材知识结构的。可以说每一个学生虽然用的是同一本书，但对任何一篇文章的基本内容的了解和掌握情况却是千差万别的。
恐怕现在很多了解语文教学现状的人都会发出“语文到底怎么了？”的感慨。我也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思考，和很多老师一样，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的目光集中在教材上，思考怎样发掘教材和使用教材，在这个阶段中思考的结果大多表现在《追本溯源看语文》、《作文研究的几个问题》里和《作文难教之我见》三篇文章里。写完这三篇文章后，又和很多老师进行了交流，我发现仅从现有课本和课程的前提下，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因为大家都在围着目前的语文现状想办法，而这种看病情下药的做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所以我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的语文和国外的母语教学的差别在哪里，并试图对目前语文课程的不足之处进行简单的归纳，因此产生了下面的几个观点。
二、缺少必要的心理学基础
在我们的课本中民族文化的内容逐渐缩小，古文被不加区分地放到教科书的最后几个单元，古诗词难得遇到几首更不用说其他形式的文化了，文言文教学不分析文章的结构与思想只分析情感和实词虚词；相反大量的现当代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外国翻译作品在我们的语文教材当中。现在我们来分别分析一下，这些占大多数的两块内容。
心理学走进我们的校园，其主要责任是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而且上级部门当班主任必须通过心理学方面的培训。除此之外，如果谈到语文教学需要心理学基础支持，有些老师可能会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没学过心理学不也照样教吗？”这只能说明我们没有认识到心理学对语文教学的影响而已。
三、缺少必要的民族意识
缺少了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分析和心理因素的分析，我们所设计出来的语文课程显得非常混乱。比如课程分类不按照知识内容分类，低年级的语文是学的小杂烩，随着语文要求的提高到高年级依然是学的大杂烩。还有知识的传授不考虑学生的认知能力，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简单地搞“知识下放”从而使得学生课业负担加重，教师面临太多的难题，最后只能做到囫囵吞枣、草草了事。而缺乏认知经验训练的学生最大的缺陷往往表现为没有主见，因为我们的课程没有为他们提供锻炼的机会。近几年来很多人在写作教学中经常的“创新思维”。而事实上我们的语文从来没有教过学生“怎样思维”，连思维的基础都不具备，那“创新”又从何而来呢？
一、缺少必要的哲学基础。
五、我们的语文课本目前是什么样的？
四、缺少统一的标准和定量的操作规范。
1、现当代小说散文戏剧诗歌
很明显翻译作品表现的不是中国的文化，更不是传统文化。现在的问题是翻译的作品算不算语文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是这些作品即使算语文的一部分也应该是极小的一部分（从学习写作技巧方面进行研究），而绝不应该是语文教学的主要部分。因为这些翻译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内容，都是代表着不同国家的文化现象，都具备着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这就好比李安用东方式的手法拍摄了《断背山》一样，虽然表现的手法是“东方的”，但其所的文化本质绝不是东方文化。那么我们能不能只学形式呢？这个问题已经不用争论，如果我们只学形式是学不到真东西的。（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难登大雅之堂就是只学形式的后果。）
在国人的心目中，哲学是一门抽象的高深学科，语文教育是一种具体的实际行为，二者差别很大，联系很小。但联系小并不能作为忽视哲学基础的理由。真正的事实是——我们的语文课程在制定之前没有考虑到哲学基础，而真正的教育是不能离开哲学基础的。因为“哲学为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为课程专家们提供了组织学校和课堂的框架。……概括地说，哲学决定着在学校和教室里应当强调的经验和活动。哲学也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决策的基础，如决定使用什么题、教科书或者还耍利用哪些认知和非认知的活动以及如何利用它们；布置什么样的家庭作业及布置多少；怎样测试学生及怎样使用测试结果；应强调哪些课程或学科，等等。”（《当代课程问题》（美）奥斯特等著）从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教育界是十分重视哲学基础方面的研究的，并以哲学基础作为制定课程的主要原则。反观我们的研究只是针对“语言的运用”展开，而不考虑“怎样运用更符合社会要求”。因此上我们的语文课程是与社会要求分离的。
美国的教学是建立在荣格心理机能理论和认知心理学基础上的课程。而在我们这里这些理论虽然有所涉及但距离在实际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还相差很远。
这些形式明显是从的学来的，它们在中国有多久的历史了呢？恐怕不足百年。难道我们能把把传承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任务寄托在这些外来形式吗？这些形式符合中国的文化吗？我们可以用戏剧来分析一下，虽说是戏剧，但课本中选择的大多是话剧。话剧是不是已经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必要元素呢，得到的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这种在有历史基础、社会基础、教育基础的文学样式，安排到什么基础都没有的中国学生课本当中重点学习呢？这种学习的意义何在呢？
这个观点不是我的，而是事实的体现。
语文学科教的是汉语，可有些老师却认为我们教的是超越一切国界的“纯语言”，这种做法其实是民族发展规律的。英国教育家斯宾塞在谈到统一认识的教育理论时指出“儿童所受的教育必需在方式和安排上同历史上人类的教育一致。换句话说，个人知识的起源应该按照种族中知识的起源的同—途径。”我们做到了么？很明显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我们目前的语文课程远远达不到“个人知识的起源应该按照种族中知识的起源的同—途径。”这样的基本要求。近似的观点我们也可以从《当代课程问题》这本书中找到“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概念、原理和方法，如果忽视了将这些宝贵的遗产和继续探究工具传递给下一代，那简直不可思议。”然而我们已经把这种“不可思议”的事落到了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