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八十年代诗人知识的命运缩影2016年8月11日

突然有一天老木出现在我的公司里。照法国人的习惯，朋友的见面往往是在咖啡吧。我们就移步到了附近的咖啡吧里聊。老木是开门见山，对我说：“钟老师，你可不可以借给我十五万（当时还是法郎）。”我笑了，说：“老木，你不了解我们做生意人的一个特点，实际上我们口袋里的钱要比你们普通人、打工人的钱要少。”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们把所有的钱都放在生意上了，去购货、去放账等等，所以我们口袋中的能够支配的现金是很少的，你说的那个数字对我而言也是个大数字。话锋一转，我问他：“老木，你问人家借十五万，你用什么去还给人家呢？”老木说：“将来我的女朋友一定会回来，一定能够还这十五万的。”我说：“你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你女朋友身上，如果你的女朋友不回来了，你用什么东西还呢？”他语塞了。我们又聊了一些其他的事，最后我就跟老木说：“老木啊，我们是文友，是诗友，我知道你现在的状况、处境，我直言地说一句话，你应该去劳动、去打工。在今天的法国，只要你肯劳动，是应该能够过得下去的。当然，你以前是没有做过这种打工的活，但是今天你和我都是在新的处境下，我们必须适应这么一种和生活的要求。”我又说：“我的口袋里留着公司即刻可以用的现金，但我不知道有多少，我可以全部拿出来给你，你不用归还。但是，我希望这些钱是给你去找工作时用的。”于是我从口袋里拿出了我全部的钱，我大概数了一下，是二千到三千法郎，我把它放在桌面上，放在我们两个人坐的咖啡座的正中。老木久久不吭声。然后我把这个钱又往老木那里推了一下。我说：“老木，你不要不好意思，无论是作为中国人，还是熟识的诗友，我理应帮你一下。这点钱不多，但足可以应付你两个星期时间的租房与吃饭，我希望你在这个时间内积极地去找工作。如果这样的话，你是一定能够生活下去的。”当我第三次把钱往老木跟前推的时候，老木接受了。

我突发奇想，我们自己来办个函授，办个的函授，通过这个函授，积累大众学和公共关系学的理论知识，包括课本。同时也通过函授来检验我们理论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当然，也可能解决我们整个系办学的资金问题。我把我的设想和副系主任谈了。副系主任说：“钟老师，这可是要一大笔钱啊。”我说：“是的，我已经想好了，我准备拿出6万元钱来。”副系主任大吃一惊地说：“你有6万元钱啊？”我说：“是的，我有。”他又惊讶地问：“如果输了，那怎么办！”我说：“输了就输了，不怨天尤人，只怪运气不好，因为谁也没有办这种函授的经验，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输掉也要总结出一点经验来。”副系主任非常感慨地说：“钟老师，你真是一个特殊的文人。”于是，当时两个人玩笑般地拿出一枚的一元钱的硬币，说我们来赌一场，如果是女皇头像朝上，那就说明我们会赢，如果是女皇头像朝下那就说明我们会输。于是就扔出了一个一元港币，最后女皇头像朝上。

为什么在的世界，在西贡的市中心，没有公务人员的干预，也仿佛不引起市民的非议？这一场面虽然过去了很长时间，我都回不过神来。

自贡是盐都，城市不大。在这个城市里，你只要稍有周旋，很容易认识这块土地上有文化的人。当今在戏剧界赫赫有名的伦，当时就在自贡川剧团过着非常的日子。一接触，两个人就非常投契。延安时代已经在中国里是最年轻的哲学家的谢韬，因为胡风的案子，被发配到自贡家乡劳动。他的劳动就是在自贡盐业博物馆附近扫大街。经朋友介绍，大家也引为好友。1980年谢韬被，任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还有诗人李加健，此人因为流沙河的案子而被。他的命运很惨，坐过，在建铁的工地上做过。他常常用诗歌来描写他的而又的生活。他有首诗歌写到他曾经在中的经历。因为永远是灰色的水泥墙，看不到任何的绿色，于是他一周中有那么几次的机会，会在墙的角落里，拔出几根绿草，塞在头发中，带回内。在中他会拿出这几根宝贵的绿色草来，久久地凝视。他要从这个绿色看到整个天空、大地，葱葱茏茏的大自然。李加健这种写他经历的诗歌很让我。我们不但成为了朋友，我还为他写过不少的诗评。当然在自贡的诗歌圈中，包括女诗人傅天琳，铁局的孙根发，都因为诗歌与我相熟、相知。

进了几次货，小批量而又多品种，试验下来，市场的反应很好，我的信心就有了。在做服装的时候，我发现人类的进化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物质消费的虚化现象越来越强。人类去消费物质，已经不在乎它的基本功能，譬如说御寒果腹等，而是外加了、融合了不少的东西在里面。你看，世界上最好最贵的手表对于计时的准确度、佩戴的时间性并不太关注了，但是外观的新潮、新金属的运用、金银钻石等的镶嵌却成了重点。手表已经成了身份佩戴物的标志，而不是一种计算时间的产品。

非常团结，如果在他们中间发生了一起某公司跳票的现象（即支票不兑现），他们的圈圈里的一群都马上会知道，以后谁也不会与这家公司做生意。中国人却不会。有人说，中国的温州人像。的确，中国的温州人吃苦耐劳，踏实勤奋，是中国人的共质表现，又有温州人的特点。他们有生意头脑和生意意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间的团结互助，这种物质在中国各种族群中极为罕见，是中国人的稀缺品质。中国的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的一切萌芽最早是在温州人那里得到培养、滋润而壮大。研究温州、研究温州人是研究当代中国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突然起心做生意了。偶然的机遇促成了偶然的命运。对此我是无以名状的蠢蠢欲动。虽然我从来没做过生意，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源，虽然从70年代开始我与有过无数次的邂逅与相约，但对我而言和我的关系都不是自觉性的关系。但是，我似乎有点自信去走这条。我十分欣赏客家人对人的命运的一句谚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五读书。所归是人用什么力量也拗不过来的一种力量。我给卜少夫写过一封信，信里有这么一段话：“我已经决定做生意了，中，我觉得生意好像是一列没有停靠的火车。生意人可以在车上有吃有住，有很多乐事，也可能吃苦头。但是只要你于有德性地去做生意，你不准备去，你就可以在这列火车上一直耽着，一直到死就好了……”

单子是公司的小刘接来的。小刘是广西人，他粗略地会一些越南话，他有不少亲戚在越南，是越南的华侨。这笔生意就是通过一个越南的华侨拿到的。

历时两个多月，总算是尘埃落定。我们知道他们的这张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是没法覆盖我们给车行的货款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拿不到余款，我们不但白花了运费、行政管理费，还要倒贴一点钱。这就是生意。没有100%的安全，但是风险在合理的范围里面，我们必须考虑，因为风险常常是撬动利润的基础。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第六节奔驰：巴黎—岘港

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当时顾城住在上海追求谢晔。谢晔的母亲不愿意把女儿嫁给顾城，顾城：“顾城，你既没有工作，又没有职业，你凭什么可以养活家庭呢？”顾城镇定地说：“我写诗歌的稿费可以养活全家。”顾城回答的不是大话，他的确能够做到这条。据顾城的密友张毅伟的回忆说，他每每上午去看顾城，顾城就会兴奋地告诉他：“昨晚我做了一个梦，由此我写了首诗，你看看。”于是顾城就会兴冲冲地把这首诗复写成十几份，塞进无数个早已贴上邮票的信封，寄到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当时的文学热使得大一点的县城都有文学刊物。那时的年轻人又都喜欢读诗歌，甚至不少人还有手抄诗成册、互阅的习惯。所以顾城的诗歌被录取的机会就非常之大。虽然一首诗的稿费只有一元到几元钱人民币，但架不住一箭数发，顾城的收入的确可以达到一般职工的收入水平。相比今天，即便是一个名诗人，凭诗歌稿酬别说养家糊口，就是混一个人的温饱都完全不可能。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偶然，但今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究其里，是诗歌之贬值，还是之贬值，还是民族之贬值？！

我当时经常要跑工厂最远的仓库去查点库存。我所在的工厂是以当时要与苏联打仗的战略思想建造的，所以全部建造在远离苏联远程导弹射程的山沟沟里。每个车间都挨着山谷、山沟，车间与车间之间都非常之远。工厂大到运输都要用铁线才能完成。我要跑最远的仓库，出发前常常在食堂买三个每个二两重的白馒头。到达仓库是要翻两座山的。于是一边啃着白馒头，一边跋涉着翻这两座山头。到了仓库，盘点完库务的时候，必定是饥肠辘辘，浑身无力。回来的是老，仍然要翻两个山头。双腿像灌了铅一样地沉重，但遥想家里还是有热饭、热菜等着的，心情又是憧憬了。

报价单很快就传真给了越南方面，两天以后，越南方面回复：不要其他的车，只要奔驰车。特别提出，要防弹车。我们的确是找到了一辆奔驰的500S的防弹车。我是第一次见识防弹车，简直像一辆坦克车一样，车头里面的锡板足有三四公分厚。越南要这样的防弹车做什么用呢？

服装生意的秘诀，最重要是款式与颜色，其次才是质地和加工。款式与颜色往往是中国出口品的弱项。到后来，我绝对不会全盘采用中国出口商所提供的样品。我请了一个兼职的法国设计师，全面地听她的意见，由她给我提供很多参考，然后修改相关的中国设计。我的主打产品是中国手工加工的钩针衫，材料是棉线，用钩针来手工加工成套衫或者开衫。中国的江南地区有很大一片家属式的加工厂。虽然外国人很欣赏中国的手工产品，但手钩衫怎么都打不开欧洲的市场。

卜少夫，是我的忘年交。1986年以后，我去港大上校外课程就认识了这位和地区的红人。可能他的经历与我的经历可以互补，他与我的性格又非常接近的缘故，我们两人非常谈得来。我一到，电话的另一头一定传来他兴奋的声音，“你来了，我正等着你呢！老地方，老时间见。”老地方就是尖东的一家老牌五星级酒店的西餐厅。淡淡的灯光，悠悠的音乐，在饭店的一隅，我们吃喝谈天。他喝白兰地，他对白兰地是嗜好成癖，我喝红葡萄酒。两人谈天说地，无话不说，非到了微醺的程度，两人才会分手。

当时中国的服装加工厂不少是小工厂，偷工减料、管理不善时有发生。我曾经收到过一批丝绸的针织套衫，尺寸对的，染色也对，加工也还过得去，可是我的客户最终把它全部退了回来。检查下来是工厂偷工减料。在横线上抽掉几根丝，在竖线上抽掉几根丝，用手摸是摸不出来的，但是，你把它放到称金子的秤上去称，才发现是分量不足。

一年只有2万元钱的活动费用，只有十几个老师的固定的工资、住宿条件，这么个条件对于我们要创办这样一个全新的系科而言，似乎有登那样的难。

有一次，我兼职聘用的设计师给我提示，你要研究法国的女性对于表现的诀窍和她们的追求。这番话给我很大的。我发现，在欧洲，尤其在法国，女性常追求表现的，她们的穿着打扮、修饰，都围绕着两个字。不仅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到了五十几岁，她们都孜孜以求的表现。

因为我在公共关系学理论上的开创性的贡献，所以就让我担任深圳市公共关系学会。副由的部长担任。学会的理事单位都是像华侨城、万科、国贸中心等大企业的老板，与这些老板讲课、接触，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万科的老板。我对他创业的经历以及对人生的态度非常地感佩，所以我们两个人走得很近。万科是贸易起家的，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到了1988年，他开办了一个非常大的文化公司，里面有做广告、做影视，还有做。万科的老板特意跑到我学校来，与我做了一次深谈。聊天开始，他深入主题地说：“钟老师，我看你是既可以做学问，也可以做文化实践的，我认为你应该尝试一下做生意。”我问：“做什么生意？”他说：“我你来担当我们文化公司的总经理，或者是文化公司的老板，我愿意把这一摊子全让给你，给你负责。”万科老板对我的这种热情让我非常，但是他的让我做生意的却打动不了我。我说：“王石啊，实际上你还是不了解我，你的确看到我做函授做得很红火，赚了很多钱，但是我从本质上说对于做生意还是兴趣不大，我还是热衷于做学问，学问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永久性的。”他问：“学问真有那么大的性？”我说：“学问与知识是一个广袤而神秘的，你一旦进入了这个，你就会成为一个痴人。当然，在旁人看来就像个傻瓜。王石，我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但我还是做我的教授吧。”

不管怎么样，他们是桑蒂埃的服装销售大户，全世界的服装大多从他们的手上流出去。虽然你有中国背景，你可以从中国直接进口相关的产品来卖，原来这是他们的专利之一，现在你把这个专利拿去了，但是，出货的很多渠道仍然在他们手上，你还得跟他们合作。与他们打交道最怕的是他跟你做生意做熟了，他要求你赊货。10万一单的生意，他可能只给你6万，还有4万欠着。下一次再一单，把这4万还掉，还了旧债添新债，如此这般不断地滚。可能有一天，他会把你的这些欠款全部赖掉。这样的事情我遇到太多次了。他们总是有种种的办法先给你吃甜的，吃甜的……最后就可能给你吃一次大苦头。你去追讨，他们人还在，店还在，公司还在，他们甚至会请银行出来旁证他们的经济状况，但就是不把钱还给你。有一天，他们的公司消失，人蒸发，你只有跳脚。甚至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会把你的货骗去了以后，就挨在你的旁边，通过另一家公司，把你的货销售出去。这些货是你的，有人证，有，但你没有办法去追讨，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公司的行为。法国的法庭是不会接受这种案子的，更没有中国系统里的经侦队。

像我们这种所谓知识，在物质之外总是需要一点的。70年代，在这个山沟沟里，能够给我带来享受的无外乎就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是有书读的。这在当时是件匪夷所思的事。这些书都是我从上海迁来的时候偷偷用厚厚的纸板箱装来的。我从上海运到自贡的东西里面真正实用的就是两样：一是两个条凳、两块铺板形成的床。还有就是对我金子般宝贵的十几箱书。当然幸运的是我还有十几箱的书。这些书是我从小购书、藏书积累起来的，除了“”开始扫“四旧”，损失了一些书以外的全部的书。其中当然有小胡子的契诃夫、大胡子的托尔斯泰，有中国的鲁迅、茅盾、老舍等等这些人的著作。这一百多本书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阿里巴巴宝藏，但是这些宝藏只能藏在纸箱里，摞在墙角里隐身着。如果亮相的话肯定是会招来，因为它们都是“封资修”的玩意儿。

拿到了那笔当时的巨款以后，我家的物质生活一下子飞到天上去了。购买了缝纫机、电风扇，最难得的是购买了当时几乎很少有人买的9寸的黑白电视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电视机买来以后，对我既是一种享受，又是一场灾难。那个时代每个人的是向任何人敞开着的。你家里有电视机，到了放的时候，几乎你的一切朋友、邻居，孩子大人都会涌到你的16平米的房子里来。电视机是放在床上再摞的高凳子上，观看者或站或蹲或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满坑满谷的人。最的是那个时候的电视播放的信号非常不稳定，电视机自带的圆盘式的天线根本没有用。于是，有工人帮我拉了一条天线，圆盘拖到了屋顶上。但是即便这样，你还是经常会捕捉不到画面，或者听不到声音。如此之下，一定要有人爬到屋顶上去转动这个圆盘。我就要从窗口往外深深地探出头去对着天空喊：“现在还是看不到，还是看不到……好！现在可以啦，现在可以啦，现在已经清楚啦。”然后，上屋顶的人下来了，但过不了一会儿，又收不到任何信息了。如此这般又要有人爬到屋顶上去调天线，如此这般我又要向天空高喊……这种灾难式的观看，实在无法。我只有找了个借口说电视机有毛病了，这个灾难才暂时结束。

第一节做教授，还是做生意

“‘两层皮’就是我们华侨没法接触层面的生活，也没法接触高端层面的生活。我们与整个社会主流就是隔着两层。”赵先生说。

这个时候被称为朦胧诗的诗有无冕之王的气势。这些人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一帮文友、诗友从四面八方赶来，与他们簇拥汇合，一切都像熟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交谈欢聚。他们会面主要不是喝酒、吃饭，而是像开朗诵会一样的朗读。每人都要当众朗读自己的力作，朗读完毕，听者可以七嘴八舌地作出评论，臧否而不损友谊，这是当时的风气。当然，诗人的吃喝住行都会由当地的诗人去解决。

桑蒂埃还有一个奇观，它的中心地段有一条叫Saint-Denis的街，这条街可以说是全世界有名的、红灯街。这条街直直地穿行而过批发中心。在桑蒂埃的有些区域，白天黑夜都会有不少光怪陆离的在那里“站岗”。这边是光鲜亮丽的高档服装展示，橱窗边却站着一位袒露大胸，手上挂着一串明显夺目的钥匙（从法律上说她是一楼一凤的找朋友者，所以）的。这种景象让第一次来我公司的客人，进了门还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来。

做生意必定要有一点赌性。没有赌性的朋友最好是不要做生意。当然，生意中的赌并非是全然凭运气，生意中的赌要有智慧，分析力、判断力等很多知性的东西参与其内，此赌非那赌。

选不对服装，是做服装生意的最大遗憾。你看中的东西，或者很多人都看中的东西，往往不一定会被市场所接受。服装生意又是一个周期较长的生意，从选品到最后上架销售，最短也要四个月时间，选错了，时间与全部损失。我曾经求教于一个在桑蒂埃有三十几年经商经验的。他遗憾地说：“凭我的经验，理应是不应该再看错产品了。但是，跌破眼镜的事情还是时常会发生。一年中订的货，可能有三分之一是好的，常好销的；有三分之一是一般的；又有三分之一是不好销，甚至是很不好销的，成为积压的仓库货。有这样的三分天下已经是好年份了。如果看错的产品多了，那么这一年可能就要亏损。”这是一个老行家的话，服装需要的就是能够看到人的这种元素的东西。

法国的女性的的追求和中国有很大差别，法国女性的追求更多地是在追求一条隐约而又明显，深深而又浅见的乳沟。高耸着乳房必定在半裸半遮中让男人的眼球欲罢不能。法国女性的服装总是让你在半掩护、半袒露中领略女性的这一秘密武器。法国女性的表现非常讲究艺术分寸，它不是一种完全的袒露，但也不是完全的遮盖，它能够在欲擒故纵之间，表现出的张力，在给与不给之间，一寸一寸地表现，最终给你猛然一击。法国女性的这种表现令人叹为观止，那是约定俗成，长期经营而打造的一种蔚为大观。

对我有，或者说与我发生密切的关系，第一次应该是1976年底、1977年初的时候。

在桑蒂埃，有一件事让我永远不能忘。因为手下人的疏漏，一票货给尚骗去了。经计算有七八万法郎之多，心疼得不行。但是，我意识到通过正常的追讨手段，无法达到目的，更遑论走打官司之道。打官司只是让律师白白地赚一笔钱，此外毫无作用。我要求手下人不声张，不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一切都隐着。我了解尚的生意圈，了解他最多生意往来的人是些什么人。我通过我朋友的公司，向尚的朋友的公司放出购买货物的信息。购买的货物清单里有被尚骗去的货品，价格略高于市场价。不几天，尚一点不怀疑其中有诈，他把骗我的服装搬去了他朋友的公司，他朋友的公司又把货品搬去我朋友的公司。我朋友公司又把这些货品搬来我公司。因为批发生意，而且是朋友间的生意，不用当场结款。只是付一张没有法律效果的期票即行。到了货品完璧归赵，我要求我的朋友向尚亮出底牌。

最后我就乘桴浮于海了。我去了法国后，卜少夫对我还是十分挂心。时常打电话来问我以后怎么生活。有人帮我联系去法国的大学教中文，他十分支持，我仍然去执教鞭，或者去搞学术。但是，我对此十分犹豫，失去了中国的文化，要做中国文化的事，十分难。

梁高人又对我说：“钟先生，听说你以前是教授，以后做什么还不知道。我是要唠叨几句话。你要明白，人这个动物和钱这个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这个动物有两条腿，钱这个动物是有四条腿的，人是没法去追钱这个动物的，只有钱追人了，人才会成功。怎么样使得钱来追人，这个奥妙太多太多。所以我只跟你说，你要顺着这个卦的子去走。一个人有钱没钱，都是天定的，后天的努力，可弥补些许。但是《易经》给你的卦象是可以有指点作用的。对赚钱之道不必太明白，太明白反而不好，糊涂一点好些，几句话：做你爱做的事，钱不会亏待你；太着眼于钱去做事，你要受伤。”

70年代的自贡，我还有一种享受——每天晚上7点钟是用中文播报新闻的时候，我必定把我的妻子和孩子支开。然后紧闭窗子和房门，打开家里凯歌牌晶体管的半导体收音机。但是要精准地收听到的，那真是一个绝对高技术的活。虽然明明知道是在收音机的这个频率范围里能收到的，指针明明就在这个区域中，但声音却那么飘忽不定，永远是有一句没一句的。我只有紧张地微调着收音机的频率，力求捕捉外星传来的那比外星还遥远的声音。于是满头大汗之下，紧张惊慌之下，半个小时过去了。你总是会有偷儿成功的快感。

我真正结识他却是在巴黎。我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认识他。他带着他的女朋友，一个非常善良纯真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把老木看成是伟大的诗人、广场的英雄。他们的一切生活都是由这个女孩子来承担。老木在巴黎舒适的中，乐居爱巢，还时有新文、新诗在发表。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太久，女孩的家庭知道这个情况已经很久，没法劝说这个女孩子以学业为主。无奈之下，女孩子的家属派遣了她的姐姐到巴黎，用的办法把妹妹送回了。老木失去了生活的支持以后，失落异常，四处借钱过日子。他认为他的女朋友一定会回到巴黎来和他一起生活的，这个钱一定会由女朋友来还的，他。

我们刚刚跨出宾馆的大门，四周突然涌来了十几个人，向我们逼近。有男人、女人、小孩，一片嘈杂声。我惊恐得真想逃走。这十几个人仿佛受了谁指挥似的，一下子分成了两批，分别集中在我们的左右两边。定眼一看，左边是一批，右边是一批乞丐。就这样，一场独特的“欢迎仪式”开始了。我们每前进一步，左边的，右边的乞丐都前进一步，亦步亦趋，行走在西贡的市中心。们都很年轻，画着浓妆，冲我们抛着媚眼，有的还打着响指（完全是美国的派头）。甚至有一个翘着腿坐在脚踏三轮车上（越南的脚踏三轮车不像中国的三轮车，车斗在前面，车手在后面），这个向我们频频地献着飞吻，大声地叫着：“我爱你！我爱你！”右边的乞丐大多是小孩，几个男子随旁，伸着手，呼叫着：“行行好，给一点钱。”小孩甚至叫着：“有巧克力吗？有糖吗？”这种匪夷所思的场面我是第一次遇到。小刘想尽速地处理掉旁边的纠缠，他想给钱打发，我忙他：“千万不能，后来者可能更多。不要，不要搭讪，我们走我们的。”人，刚到西贡，就接受了如此“隆重”的列阵欢迎。这样的“欢迎仪式”足足举行了三十几分钟，热闹异常。我们一直步行到了西贡河边上。这帮和乞丐见已没有了希望，又物色到了新的对象，纷纷离去了。

他说：“华侨的总体生活在整个越南人中，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华侨擅长做生意。华侨的商业和生意差不多占了越南经济生活的三分之一以上。你看我们这里，越南人民使用的一切生活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多是华侨进来的。与世界上的商业往来也大都是通过华侨做的。”

我在四川电大主讲了两门课，一门是《文学概况》，一门是《中国当代文学》，上课费的收入还在少数。最大的收入是学生的毕业论文的审阅与打分。电大毕业生的毕业论文的审批原则上可以由任何一个有资质的大学老师来完成，但是他们审阅的论文给的打分是优的话，最终还必须拿到电大专业委员会做最后的核准才算数。但是作为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我的身份就决定了我对我的学生的审阅与打分无需再经过这种核准。我认为学生的论文是“优”，那就一定是“优”。这样的就使得一切自以为优异的毕业生都想把论文递交给我，让我来审阅打分。这就使得我了无穷大的工作量压力。全省几万个毕业生有好大一部分都想走我这根桥，有人亲自上门提交，有人通过托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向我提交。甚至有的学生送来论文，我一旦不肯收下就地赖在我家不肯走。学校为了我不胜其烦的，专门给我安排了一间房子作躲藏用。但就是这样，每个毕业班我接到的论文都在几百篇之多，这几百篇论文从阅读到审定几乎都要熬到半夜才能完成。而这个审批论文的酬金，在我却在250元以上一份。如此酬金，如此数量，可见当时我的收入是一种什么水平。

桑蒂埃是的天下。我进到桑蒂埃做生意，在中传出这么一句话：“有一个胆大的中国人准备在鳄鱼的嘴巴中挑食吃。”对此，我当时并不懂，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恐惧。跟交往久了，我对这么一个世界上特别的族群，着这样两种态度：第一，是；第二，是。

后来又有各种传说传来，有人说他衣衫褴褛去敲朋友的门，浑身散发着的气味。一种说法是他已经半疯，中国馆出钱把他送回了江西老家；又有一种说法，说老木已经死在巴黎下雪天的大街上。

在这种平庸的生活中，也时不时有些的事情发生。譬如，一个市里喜欢诗歌的朋友会拎着一瓶好酒上门来看我。作为主人，在家里搜索一切可以佐酒的食品。搜索了几遍，只是在碗橱的角落里找到一个鸡脚，还不知道是哪个时候剩下的。朋友就欣欣然地说：“就这个鸡脚吃酒吧。”于是就倒出一碟酱油，鸡脚蘸着酱油，我舔一口，喝一口酒，朋友也接过鸡脚蘸着酱油，舔一口，喝一口白酒。鸡脚是只能舔不能啃的，因为一啃就什么都没有了。舔的是酱油味，还是鸡脚味，谁也顾不上了。总之是滋味无穷，谈资甚多。要不了多久，一瓶白酒就喝完了。这种苦中作乐的生活在当时人的意识中绝对是幸福的事。

具体怎么做函授的细节在这里我不细说，因为非常琐碎。这里面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要写出相关的函授的书，于是我就把大众学和公共关系学的几个专题列了出来，分配给那些招进来的老师。同时把林念同先生送给我们的这些台港的出版物与资料也交给了这些老师，要求他们熟读并理解这些已有的理论，但又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写出一本函授书稿来。当时我手下的这些老师应该说都是才俊，所以基本上都在的时间拿出书稿来。我们的函授定了三个专业，一个是大众专业，一个是公关专业，一个是管理学专业。

近水楼台先得月，电大中文学科的第一门课《文学概论》自然由我来做主讲老师。每周要去相关课程。四川电大开设的第一期中文课程的规模大概有六七万人之多，学生除了听以外，他们更喜欢通过面授来接受教育。光成都地区就有近百个面授班。作为电大《文学概论》课的主讲教师，我当然是各种面授班都要争夺的老师。开始面授的价格是每节课5元钱，慢慢地一节课就变成了10元，后来变成了15元、20元，最后涨到了50元。这个时候就不是人家来聘请你讲课，而是经常发生裹挟你去上课的情况：一辆车停在你口，诚恳地求你去他们的面授班上课，说他们一个班的学生都坐在那里等着了。在这种带有性的诚恳之下，你是无法的。

听了校长的这个命令我很兴奋。于是我就给校长提出，你给我什么条件。校长也很坦率，他说：“你必须招一批中国名校的接近于此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有多少名，你报给我，我可以解决户口、房子，但是你的办公人员只能给2到3名。除此以外，每年你的一切费用只有2万元钱，当然不包括教职员工的工资。”我一听就懵了，要组建一个系，要把一个完全新的东西从外面引进来，工作量和所需花的何以是2万元能解决的。于是我说：“校长，你的这个费用，难道就没有更一点的可能性吗？”校长说：“是的，我们现在深大就是要开一种风气，我给你政策，你自己去想办法，人才、，我只能给你打一个基础，创造一些条件，但后面的子还是要你自己走出来。”

单子很简单，需要中高档的二手轿车20辆到50辆，里程在30万公里以下，价格不计，交货点是越南的岘港。

赵先生健谈、聪明、见多识广，尤其是概括能力极强。我问赵先生，华侨在越南的生活状况。赵先生的概括是“两层皮”。

因为我在定福庄会议的表现，场外的以北岛为首的朦胧派诗人得到了消息，找人来要求我和他们在见面。当时有北岛、顾城、杨炼等人在，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一见如故，相见甚欢。最后都结为好友。以诗歌为介体而凝结起友谊，只是那个时代的事。

1992到1993年间，我做了两笔二手汽车的生意，出口到越南。

巴黎有两个服装批发中心：一个在市区，叫桑蒂埃（Sentier）；一个在郊区，叫渥蓓维里埃（Aubervilliers）。桑蒂埃在市区，而且在市区的一块中心地段，它的历史已经有150多年了，方圆有一两公里。上百条大街小巷，阡陌纵横，像蜘蛛网一样结成一个远近闻名的批发中心。渥蓓维里埃发展的历史只有二三十年，它只是一个以前的旧厂房区发展而成的。桑蒂埃和渥蓓维里埃的区别除了街区的大小和街区所在的不一样以外，它们卖的东西也有分别。渥蓓维里埃主要是卖普通服装，像牛仔裤、T恤等销量很大的服装，然后还有些杂物。桑蒂埃基本上全部是卖服装，而且是以中高档的服装为主。

第四节巴黎的服装批发中心

从巴黎飞西贡要十几个小时，我随身带了一本《越南之》的书，这本书对越南的历史、经济、政策做了全面的介绍。读着读着，我的思绪就纷繁了起来。

此谈话一周后，孙根发跑来告诉我好消息：“文化馆的女馆长一口答应，说以他们的名义去印，绝对不会你的身份，而且这个印的成本全部由他们文化馆承担。把这本书作为一个文化读物来散发，最主要地在铁上散发，这件事由我来负责。”我就这样到一条不归的上去了。

他与蒋经国在江西的时候是同班同学，后来他并没有参与，但成为了中国现代的第一代报人。他一生主持出版过不计其数的，他编辑出版的《新闻天地》横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他又是作家，用笔记下了中国现代史上的无数动人的故事。他的最大的头衔应该是“现代的孟尝君”。好交友，乐助人，只要是他认为是好的事情，哪怕是朋友的朋友的事，他都会两肋插刀，地帮忙。他的心肠好，一生帮助人，在当今这个俗世中已很难见到这样的了。

从中国打了几个样回来，感觉非常好。于是大批量地生产。我请了一家巴黎的专业公司为我们设计橱窗，每个月换一个样。他们选了一个妖艳作姿的模特板，上身赤裸地套着那件镂空的小背心，再配上长裙，一条腿翘起，作媚态状。这个模特板放在橱窗最显眼的地方。橱窗布置出来，成批的采购商看了这个模特都推门而进，一箱一箱地采买这款手钩衫。这一年的销售利润最高的一个产品就是这款手工衫。第二年的进口，这款手工衫仍然还占很大比例。但是到了第三年的秋季，我到广州参加交易会，在江苏的几家进出口公司的样品布置柜上，看到了这款服装。我心里着实一惊，知道这款小背心的销售已到。就这么一件本钱只有二十几法郎的小手钩衫，就带来了非常大的利润，我应该知足了，这就是元素加进去以后的服装生意。

这种如果放在“”的时候，那么这些写诗的人恐怕就噩梦连连了。好在这个时候的气氛是温和的，所以说朦胧诗好和说朦胧诗坏的都可以各说各的，不构成犯罪。相反，写“朦胧”的诗却成了一大批年轻诗人的追求目标。当时的《诗刊》是由邵燕祥这样的人士在主持，所以，他们决定召来中国当时的诗评家们在开一次辩论会。这就是1980年的定福庄会议的背景。围绕着一种诗歌而举行一场的面对面的辩论会，在中国诗歌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西贡正雨季，空气湿润，什么都在朦胧的罩子里。我与小刘急不可耐地更换了衣服，出门去。

中国女性的表现，和法国女性的表现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女性的表现重点在下身，而法国女性的表现重点在上身。中国女性的表现主要在下身，是指中国女性愿意袒露自己的大腿。气温刚过15度，就已经有大胆的女孩用热裤、短裙来展示她漂亮的大腿。的表现在大腿应该没有错。但是，并非是每一个人的袒露都是美的。大腿太胖，不好看，太瘦，也不好看。肌肉松弛，走的时候，两片肉直晃动，不好看，肌肉太健硕，大腿和小腿又像两块硬硬的栗子，肯定不好看。肌肤白皙、柔滑，最好是修长的大腿，一延伸到像白藕一样有弧度的小腿，再突然收紧，到脚踝，成为细细的一道弯曲线，深凹下去，最后到脚。脚上再配以高矮适度、别有风格的鞋子，通体能让旌摇动。你站在上海的徐家汇或者是淮海，能一日赏尽洛阳花。这是上海的两个赏美的好看台，就像法国的香榭丽舍大道和老歌剧院一样。

人类消费的将来的方向必定是越来越个性化，个性的张扬是人格的外化表现，所以一定会在物化消费上逐步体现。不满意常态，不满意千篇一律，消费者要成为艺术设计师，要把自己的思考、爱好、品味，延伸到消费品的制造中。高度的物质化一定是艺术化了的、个性化了的，他们不会不加选择地对待商品。

把函授做起来的关键是怎样登广告，当时登广告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在《》、《参考消息》、《羊城晚报》等那些最畅销的，全国人民都见得到的上，不间断地登广告。在这些地方登广告，所付的钱在当时而言常之贵的。但我认为这是最见效的办法，所以我的6万元钱的大半用在广告上了。广告登出去的第一个星期，几乎没有汇款，可把我急坏了。但到了第二、三个星期以后，汇款就像海潮般地涌来。这些专业都是中国最新的专业，很多的理论别说是学生，就是学界也可能是闻所未闻。报名我们函授的人之多简直难以想象，几年里我们函授的收入有数百万人民币之数。我记得当时的会计回忆，我走了以后，上级派人来查账，我们系的账上除了应收账款外，光现金一项就有一百好几十万人民币。用6万元钱撬动了几百万，从生意经上说一定是一件成功的案例。但这一切我在当时是不自觉的。可不可以反过来问，如果自觉了，会成功吗？对此，我说不清了。

下面我要讲两个关于偶然，又关于诗歌的故事。

这场争论就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就是偶然地结识了谢冕、孙绍振、吴思敬这样的终生朋友。套句俗话，这种友谊是战壕中的友谊。当时是“同识朦胧”为同志。定福庄争论的最后结果是《诗刊》发表了一篇《一场热烈而冷静的交锋》作为总结。这个总结不偏不倚。但是这场争论以后，全国虽然还有反对朦胧诗的文章发表，但总体而言已经气势颓败了。大批年轻诗人可以在更的气氛中写诗了。

这三年里面，如果说到钱的话，我至今都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概念。大概有个数十万之多。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在80年代初的时期里竟然能够积累起这么个数字，别说别人不能想象，我自己都不能想象。当然，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份钱是知识的钱，但也是钱。这里我特别怀念我的好友梁老师。此人是66届的北大毕业生，娶了个农村的妻子，家里颇为清贫，分在成都的一所理工学校做中文老师。按说梁老师的文学水平是不差的，只是口才稍逊。四川省的高校是蛮以圈圈来老师的。梁老师不属于主圈圈里的人物，电大上课就很少有人请他。于是我就把实在排不掉的课请梁老师去上，我再三给面授班的负责人说梁老师是个非常不错的老师。于是梁老师就在各种面授班里越来越受欢迎，讲课量也越来越大。为了感谢我，他特意邀我吃饭，饭桌上由衷地感谢我对他的提携。梁老师是一个情的人，也特别的嗜好白酒。我记得那顿饭他一个人就喝了一斤多的白酒。这样的日子没过两年，就传来梁老师患肝癌，再没有一两个月，他突然过世了。我去参加了他的悼念会，有学生，有他的同事，面对他那还年轻的清秀的面孔，我潸然泪下。实际上，他的死是死在大运动量的上课上，当然还有就是他嗜酒的这个习惯。从此以后，在讲课的数量上我会尽量地控制，实在逼不得已我才会去上课。

过了大约两天吧，商店刚开张，尚出现在我面前，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惭愧歉意的表情，他微笑着，兴致颇高地握着我的手，拍着我的肩膀，一遍一遍地说：“你这个中国人！比我聪明，比我聪明。”在看来，商业设局、欺诈，不牵涉问题，却关联智慧问题。后来我读到博尔赫斯的诗：“那双半透明的手，/在昏暗中研磨着水晶的透镜，/即将消逝的傍晚带来忧虑和寒意。”博尔赫斯的诗句让我深思良久。身上集中了作为人类的人太多的极致性的正负面，于是天意般的命运也是极致性的正负面。

出版时间：2015年8月

越南方面最后选定了二十几辆车。我们与越方的交往好像波澜不惊，但最后在付款方式上却遇到一场艰苦的拉锯战。这场跨洋的谈判差不多进行了一个多月。对方要求我们是车到岘港后，见车付款，讲了种种理由。我们一条，不给我们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我们不做这档生意。我们最后表示，如果你们不答应这一条，我们就结束谈判。就这样，谈判近乎吵闹。到了最后，他们退步说，可以打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但只肯打全货款的30%的信用证，余款是货到付款。我们计算了一下，这样的条件对我们来说风险很大。万一这是一家不良的公司，货要是到了别人的国家，即便是货单在你手上，你也是进退两难。又是谈判，最终，双方退让，我们接受了对方全部货款的50%的信用证，其他的50%的货款由我们指定银行，货到付款。货单在我们手上，信用证必须打即期的不可撤销的信用证。

我在回答校长之问以前，有过这样一番经历。我在1985年调入深大后，任深大校外课程部主任。因为这么一个身份，我被大学的校外课程部聘请去讲的当代文学。那个时候有不少的读书人，包括港大、中大的博士生们，都会在星期天的下午赶来听我的课。虽然在语言交流上，广东话和普通话有非常大的误听和，但是大家都听得非常入迷，因为大家都想了解的现当代文学情况。

又过了大概二十几天，孙根发又来跟我商量，说：“这第一册啊看来不能再印了，因为卖不动了。你能不能再来跟我们编一本《文学描写手册》第二册？”我说：“这个第一册可以了，怎么要第二册？”他说：“我相信你还可以编出第二册来。”我说：“编是可以编的，但是要花工夫啊，要一个月。”他说：“那好，一个月后我就来拿。”这个时候，无疑那2500元钱已经对我构成了。你想你本来是拿工资的人，突然拿到2500元钱，现在又有机会去编第二本，那就意味着你再可以拿2500元钱。这种是太大了。所以我没有再做争论。第二册比第一册完成得更快。交稿了以后，孙根发不多久又在我家出现了，给我拿来的钱比第一次还多，竟然有3000元。我说：“怎么这么多？”他说：“你真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了第二册以后，很多人还要第一册，于是我们又加印了第一册，数量就非常之大了。女馆长和我们都决定要给你3000元。”

这单生意让我感受至深的有这么三点。第一：生意中即使碰到了一个不透明的市场，最好也是做透明市场的对策。千万不要浑水摸鱼。第二：只追求合理的利润。虚高报价可能有机会胜算，但最终不会有好结果。第三：避风险是生意的第一要务，但在合理的风险范围内可以一试。让对方感到我们也在风险点上，大家共同在一条船上，风险共冒，对方就会觉得你有诚意做生意。

回首自己这几十年，为文又为商，亦商又亦文。岂敢说自己是贾而好儒，实在只是到哪个山头唱哪支歌而已，唯衷心追慕古人所言的人生境界：顺，尽人事。

这是一本典型的“实录文学”，故事主要讲述作者前往法国后的经商经历。那时他的身份已经为商人，需为而奋斗，但骨子里还是一介文人，所以钟文的“做生意”带着对各种商品（文化、人种）的分析，讲述他打过交道的生意人与客户，书中有商战、有各色物的传奇，讲述了他所看到的商界及圈子状况，还有他从商半生后的文人“生意经”。

我于是就紧张地工作起来，先列出了各种栏目，大栏目、小栏目，景、物、人、情、感、思等等，林林总总有上百种。于是又翻遍了家里的中外名著里面的最精彩的部分做了标记。抄写的任务都是我的妻子来完成，因为她写得一手好字，而且非常的快速。一本十几万字的《文学描写手册》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书稿我拿给了孙根发以后，我再也没有追问任何的情况。

经这位法国设计师的，我决心在中国给我提供的样品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加工出一种新式的钩针小背心。小背心衣领的高低特别重要，完全由设计师给我尺寸，给我形状，小背心要有束腰。小背心的手钩花色不能太密，但也不能太疏，足以隐约地透出里面的为尺度。颜色以黑色为主，肉色为次。设计师还我，不要前全用手工，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一是增加成本，二是没有反差。她后背用一块弹性纤维布。

越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小国。它的历史实属罕见，国不大，但世界上的无数大国与它都有恩恩怨怨、纠缠不清的交往。中国自秦以后就在那里设九郡，越南由中国直接长达1182年。越南是世界上少见的接受思想的国家。但1979年中国又与越南在边境上打了一场仗。1885年后，法国越南，长达70年。1940年，越南又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美国于1955年进入越南，到1973年退出越南战争，有18年历史。美国退出后，苏联又进入越南。美、苏、中、法、日全与它有过粘连，有过纠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急迫地想一睹庐山真面目。

我问：“什么叫‘两层皮’？”

钟文

越南怎么会要这样高档的二手车呢？是他们自用？难道他们的经济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吗？是他用？那么就可能是走私到中国去。我心中猜测。

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就是讲朦胧派诗人中的一个代表——老木的故事。2014年的11月我在微信上看到了一个消息：“老木，你在哪里了？你在哪里？我们都想念你。”我看到这个微信非常。老木1986年在北大获得硕士，1993年执教于大学。他主编出版了一部《新诗潮诗集》，这本诗选使得他在中国诗坛上名声大噪。

北岛等人到了成都，我在成都当时著名的饭店“努力餐”为他们接风。接风时四川的诗人翟永明、欧阳江河等人都被邀参加，诗的京军与川军终于见面了。我因为要忙于教学，这两支队伍见面以后是怎么样的具体活动，我都没有参加。我只知道这两支队伍见面以后，衍生出无穷尽的故事，有喜的，也有悲的。这里就不一一赘言了。偶然而偶然所生发的故事，会有友谊，会有爱情，这是有诗的时代的精彩之处，至今回首都不胜神往！

我认为，对于这个世界也好，对于人也好，主要是对于我自己的命运，我始终抱着一种一切都是偶然的态度。生活必有坎坷，生活也有顺境，但千万不要把它看作是的东西。既然偶然地有，也可能偶然地无；既然是偶然的出现，但也可能是偶然的消失。人要适应偶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在顺境的时候，你要把它看成偶然；你在逆境的时候，更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生活和生命的一切都是在掷骰子。

这个时候我在外面的讲课频率不是一天讲几节课，而是经常一天满负荷地讲7节课。讲完7节课，我回家，人瘫坐在沙发上，双目紧闭，不思吃喝，更不会讲话。大约要过一个时辰，才会慢慢地缓过神来。一个好的老师所付出的不尽然是知识，实际上还有大运动量的精气神，这无疑是对人身体的一大。我至今都没法想象，如此这般的三年我是怎么下来的。当然，讲课金的收入是十分的巨大，记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四川最大的礼堂——锦江礼堂做面授教育。四五千个座位坐满了，过道，甚至在台上都坐着学生。学生都是从四川的东南西北坐火车、坐汽车赶来的，他们只是希望在考试前听到主讲教师最后的一次讲课。讲完了，四川电大的负责人塞了一个厚厚的信封给我，大概有三千多元吧，因为他们是收门票让学生听课的。

是全世界的族群中最有生意头脑的一批人，他们敬业、聪明、团结，在全世界成就了非常大的事业。在法国，起码有1/3到1/2的经济天下是他们的。做任何东西都非常敬业，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但是与他们打交道，必须警钟长鸣，千万不能大意。

书摘

收网后，我们发现，二手车不难找，但二手车的价格却相差得非常之大。怎么报价？把公司的人都难倒了。因为二手车是一个极不透明的市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同样一辆车，同样一个里程，这个车行可能报5万法郎，但那个车行却可能报5万8千法郎。都叫奔驰，有1万法郎的二手奔驰，也有20几万法郎的二手奔驰。因为款式有别，里程有别，甚至大修与小修的次数有别，都会带来价格上的差异。尤其是二手车中有一种叫试用车。所谓试用车就是一辆新车型的车到了车行，可能都需要拿出一辆车来作为试用，让客人试用过几千，上万公里以后，然后这辆车就当二手车卖了。车一落地，根据里程数，立马就降价20%到50%。而这种试用车无论其质量、成色、性能，大都与新车无异，只不过是落过地，就当二手车卖。这样的二手车特别有价值。

他们进到你的商店里来买东西，往往是这样的三部曲。第一步，他满口夸你进口的这些货，说这些货款式好、颜色好，加工也不错。不经意中说出他今天要采购15万法郎的数字。你一听这个数字，猛地一惊，感觉到今天有一条大鱼上钩了。然后，他们对商品逐一逐一地跟你砍价，在15万法郎的大数字的之下，你会逐一逐一地给他们让利。他们又会不断地数落这些产品中的不足之处，这里不足，那里不足，采购量严重地缩水，可能只有几万法郎了。但你已经把价钱的底线了，没法收回。以上是第二回合。到最后的第三回合，在算总账的时候，他们又把总账大砍一通。总数算下来可能是八万，但是他们又要砍掉你一万，只给你七万。你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最终，你成交。这就是的三部曲。

内容简介

后来，我们得知，越南方面同时请了三家国外公司去报价。我们的报价最低，他们也感觉到我们只是取最合理的报酬。于是，他们很快中断了与其他两家的关系，只与我们谈判。

近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与人的关系几乎是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是人的人上之人，命中之命，人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为了钱，可以相博，可以。人与钱的这种极端关系，必定是悲剧性的结局、式的结局。当今的中国就是在这个极端线上浮沉着的状态。这种状态是90年代的中国以后的状态。90年代以前的中国，与人的关系，又是一种极端。那个时候与人的关系，简单到就是一张薄薄的工资单的关系。每个人有了这张工资单，基本上可以没有饥馑之虞，但也不会有什么享受之乐。由此人对于是一种非常隔膜、遥远的关系。因为这张工资单只是记录了人工作期限的长短和工作职位的高低，它与人的真正能力、知识或者是对事业的热心，是压根没有关系的。你无需为了使得你的工资单上的数字多一点而去花多大的力量，那是无用功。在这种与人的关系中，对人构成不了任何刺激，更不会引起人的。这种与人的关系应该说也是一种的、悲剧性的关系。

1978年中国的气候温和了，我又拿起笔写文章，写小说、散文，但多的是写诗评和诗歌理论文章。1980年被，我得以去成都大学教书，因为这所学校能解决我们一家人的房子，这在当时是天大的问题。去了成都，自然而然去《星星》诗刊非常勤，于是就与流沙河、游篱等人成了无话不说的莫逆之交。

我1989年到了后，卜少夫我去教书，他问我认识不认识有名的文化人，我说我最熟的是余光中。卜少夫听了就很激动，他说他马上飞过去，请余光中给你去教书做个背书。当时余光中在高雄的“中山大学”做文学院院长。卜少夫真的赶到了高雄，把我的情况向余光中做了介绍，余光中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这封推荐信是写给当时的司法部门负责人的，看了以后，也很快做了批示，内容是欢迎我作为的特殊人才来教书。但根据地区的有关，最终的这扇门应该是的警务部门来开的。可惜的警务部门收到的批示后，明确地表示不想让人来教书。我去做教授的这条就断了。

我就这样领命而走了，开始筹备大众系。这个系里的专业有大众、电视、电影、表演，还有公共关系这种完全新的专业。师资哪里来，校长给我的也就是十来个拿固定工资的指标。于是我从北大、复旦、南开等名校找了一批应届的或是毕业没多久的硕士研究生，因为当时深大上的必须是硕士研究生。但还是不解决问题，因为你如果要讲表演，要讲电影，没有这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只有去请电影学院这样著名院校的相关老师来兼课，那么钱又是从哪里来呢？

我是因为中国比较文学权威乐黛云老师的青睐，才被调去深圳大学教书的。这个调动一直到了1985年才得以成功。1985年的深圳应该说是中国最充满生机与希望的一块土地，满目春光，一片郁郁葱葱。有人把它称为中国的前沿，的榜样。今天我可以这样说，深圳真正的也就是那么几年，在这几年里所迸发出来的中国人的那种希望的活力和生机，是以后在中国的任何土地上，包括深圳，再也没有出现过的。

桑蒂埃因为它的悠久历史，它面对的不仅是法国，它面对的是整个欧洲的采购商。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它是一铺难求。只要你在那里占有一个商店，盈利是不成问题。但是，随着90年代经济的越来越不景气，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到我去那里寻商铺的时候，已经发现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而且昂贵的租金也已经有所松动。我选了一个做中档服装的街区商店，一楼做门面，二楼做办公室，地下室做小仓库。

回想往事往生，我的前一半的生活就在第二个极端线上生活，后一半生活是在第一个极端线上生活。我仅有的人生就在这两个极端线上经营苟且，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有了支撑，我当然就长袖善舞了。我请来了各地的像北影的谢飞等等这样的专家来给我们的学生讲电影、讲表演、讲导演、讲摄影。我还自费建起了摄影棚、录音棚，购置了大量的摄像、录音、编辑等专业设备。

服装终究是流水生意，在全部生意经中，这是一门大生意，关联到世界每个人的生活，须臾不可离。但是，这门生意仰之弥高，钻之弥深，要做好它却十分不易。

你看斯蒂夫•乔布斯：好端端读着大学，只读了一学期就突然辍学了，去和一帮人开创一个电脑的幻想。两年后成立了苹果公司。成功了，后来又失败了。于是干脆就跑到印度去学瑜伽，去学东方文化。后来又回到美国去做他的“苹果”。偶然的，“苹果”成为世界上最红的一种互联网产品。但又非常可惜的是，他的命运在最好的年华时夭折了。一切都是不可预设的。只能解释为一切都是纵然。

我的进货选了三大类，不做牛仔裤，不做T恤，因为以上的东西都太大货，再是不做衬衣，因为衬衣的尺寸太多，一旦出错，积压就让你受不了。我主要做的是男式的夹克衫、外套，包括冬天的棉褛，总之西装类的上装。为什么选择做这些呢，因为它们的大生产在中国，它们的潮流意识没有那么强，一种款式可以流行好几年。我还做男性领带与手工编织的、带有工艺色彩的女性服装。

赵先生入座以后，我第一个就问昨天刚下飞机的那个特殊的“欢迎仪式”。赵先生笑了，说：“是啊，这是我们越南的现状。刚刚，人中最人性，也是最原始的一面，全部都无遗。要吃，要喝，当然是要钱。怎么样弄来钱？又没有其他本领和其他资。

《易经》是一本奇妙无比的古书，是一本有字的。中国古人竟然能够在非常复杂的中找出脉迹与动向，让人去趋吉避凶，甚至对人做出某种预测。与其说《易经》是一本卜卦预测的书，还不如说是一套、深邃的哲学体系。对这套体系，今天的中国人，包括我，都不甚了了。我们都是些不肖的子孙啊！

深圳大学这位非常的校长向我提出组建一个新型的系的时候，我就向他略说了大众学理论的一个大概。并讲了认识林念同老师的事。校长听了以后异常兴奋地说：“钟老师，那你就成立一个中国第一的大众系吧。”这句话可能到现在为止很多人都不会相信。可能有人认为这是一句戏言。因为至今一所中国大学要办一个新的系科的话，仅申办的时间起码一年甚至数年，更遑论其中各种条件的苛刻。但是那个时候在深圳是处在完全的当中，校长的这句那就是结论了，就是命令了。我实在不能想象，中国的大学何时才能出现像当时深圳大学那样的完全，真正有校长治校的现状。中国的历史上是存在过这样的情况：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张伯苓之于南开，这都是明明白白的现实。

到了深大以后，因为在教学上、科研上的，颇得当时校长的器重。有一次校长突然把我找去，问道：“钟老师，你的情况我大致都听到了，我你不必在中文系屈就，你干脆来组建一个新型的符合市场需要的系科吧，我们深圳大学就是要走一条与内地大学不一样的。我们要与国际上最先进的东西去接轨。对此你有点什么想法？”

中国生产了世界上的80%的机械表，中国能造世界上最准时最耐用的机械表，但在全世界，中国的品牌手表却一个都没有。中国一直不重视物化生产的元素，不重视物质生产的创造因素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可以这样说，今天世界的物化生产已经被元素所支配了。物质生产中的艺术化和个性化已经成了一个最大的潮流。所谓软实力，所谓设计能力均指的是这一点。

中国的工厂更多是管理不善。有一批准备在圣诞节上市的丝绸面料的棉褛，怕误期，再三再四地催促。货收到了，是准时的，但打开一看都傻眼了：全部货品就像梅干菜一样的，从箱子里被抽出来，好好地一批货成了垃圾。后面得知，因为赶时间，预订的服装包装箱尺寸错了，但又要马上发货，于是，就有这么一批工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一批上好的货塞进一个小尺寸的包装箱里。他们以为一闭眼睛就能蒙混过去，一了百了。

当时我们从市场上请来了十几个人来处理相关函授的业务，关于印刷，关于寄发，关于处理来信等等，这十几个人的吃住工资都要我们自己解决。

四川被分配赴会的是两个人，一是《星星》诗刊的副主编，二是我。当时我不认识到场的任何人，只是读过谢冕的《崛起》的宏论，非常敬佩谢冕的远瞩，和对年轻人的一种热情关爱。到了现场发现，反对朦胧诗的这一派人居多，有丁某、宋某、闻某等等。这些人都是诗坛的大人物，好几个是延安鲁艺的毕业生。在会场上他们对谢冕发起式的辩论，我只是出于我的艺术见解和艺术立场，非常自然就站在谢冕的这一方。大多是骑墙的，多听少说。对垒的主要双方大致是四人对四人。我方的四人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和我。他方的四人是丁某等人。谢冕一开始因为被有些疲惫，现在就可以抱肘督战了。孙绍振驰骋诗坛已久，才华横溢，他多以嬉笑怒骂而对付。对阵辩论最激烈者是吴思敬和我。吴思敬是有备而来，口袋里装了一摞卡片，时不时会从中抽出一张来，或是马克思怎么说，或是恩格斯怎么说，用此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时的辩论范围从哲学到诗歌无所不包。辩论常常到了争吵的地步。对方的阵营以丁某为主力，该老先生是个派，他发言五分钟以后必定声音提高八度，所以一过下午，他的嗓音就沙哑了。到了傍晚，随之我和吴思敬的嗓音也一定沙哑了。面对这几天的火爆辩论，《诗刊》与《文艺报》的人只是在旁边记录，不发表任何意见。气氛是冷峻但不肃杀，我们才敢放胆发言。

林念同老师在这个时候向我伸出了非常大的援手：第一，请他们系里的老师来给我们做免费的授课；第二，他把与出版的一切有关大众学、公共关系学的书籍资料源源不断地送到深圳。对我而言，林念同对我的影响不尽然是他向我传递的这套大众理论的影响，更多的是他这个人的人格的影响。至今我都对林老师抱有一种铭心刻骨的感激。很多人都说我是开创中国大众学和公共关系学理论的第一人。我必须更正说，真正在中国内地推广大众学和公共关系学的开创者是浸会书院的林念同先生。可惜，林先生英年早逝。我得到林先生过世的消息，人已经在法国了。我得到已经是他过世一年多以后了。传来那一刻，我深坐在凳子上，望着巴黎漆黑的夜空，心里凄切地反复地问：“你不是说有好报的吗？你不是说有好报的吗？”

但是，温州人对教育的态度，和恶性竞争，忽视科学经商的习惯，那就不能和相比。从80年代到90年代，在巴黎有两条以前是为主经营的街，一条是首饰街，一条是皮包街，以批发为主的首饰街与皮包街。温州人进去以后，逐家地，最后，这两条街几乎成为温州人的天下。但是，这两条街的生意并没有一天天地好起来，而是恶性竞争、惨象迭起。有跟我说，如果他们来经营，这里开一家卖玻璃器皿的店，他绝对不会在旁边挨着再开一家卖玻璃器皿的店，他可能会开一家在玻璃器皿上刻字加工的店，再旁边可能会开一家包装玻璃器皿的店。在生意上的那种精耕细作、科学化，是无与伦比的。

我记下与老木的这段交往，只是想说明一点。老木永远想把偶然变成。他希望他在的那个诗人形象、英雄形象保留为形象。他希望在中国衣食不用太忧的国家单位里的生活保持到法国，他希望偶然认识的痴情的女孩子保留为。于是，这种错误的想法和中国知识普遍有的那种不爱劳动的特性，促成了老木最后悲剧的结果。

这5500元钱拿在手上，有一种烫手的兴奋。兴奋的是感觉到自己的智慧和知识终究是可以换来别人换不来的东西。我曾经不无骄傲地对儿子说：“你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个成语吧，你爸爸现在做的事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但是兴奋之余又不无担忧。这几千几万本的《文学描写手册》流传到社会上去，谁知道看到的人中会不会有一位观念特别强的呢。“”把中国人的观念培养到了一触就跳的地步，这本书如果是流到了这种人手上，那后果是完全不可设想的。我的这种担忧一直到了80年代才完全放下。

我回想我自己不长也不短的往昔，我感觉到的都是偶然：偶然地上大学（因为我的出身成分不好，本不能进大学读书的）；偶然地卷入到小集团的嫌疑犯中；偶然地去山沟沟里劳动；偶然地被；偶然地成为作家；偶然地成为大学教授；偶然地离开中国；偶然地做起生意……

一年后，北岛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一伙人包括顾城、杨炼等要来成都，我答应把四川的诗人介绍给他们。

70年代的生活，对人不会构成任何，你也不会去对有任何的想象。这种似水的状态，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想追求的境界，但那个年代你不想追求也是这个境界。

因为每周要去上课，于是就慢慢地结识了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各种人物。其中第一个是著名诗人余光中。余光中是被中文大学从聘请到上课的。还有就是的不少有名的文化人，像也斯、古苍梧、小思、叶德辉、黄继持等等。与这些文化人交往，让我眼界大开，他们大多都有留学英美的经历，他们非常早地与的现代文明和文化接触了。感触之深的是我结识了浸会书院的传理系系主任林念同老师。林老师是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大众学博士的人。他回家乡以后，就在浸会书院创办了第一个大众系。的大众理论是在上世纪的中期被创建的一种新型理论，它把信息、电子、传媒等无数的时代新概念、新理论融为一体，它横跨了人文、数理、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形成了一门可以用来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新型理论。林老师在推广大众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他实在是的大众界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我结识了林老师以后，我就倾心地听他讲大众的学说。甚至有好几次就干脆住在他家的附近，一旦他有空就跟他聊这方面的学说。当时在中国压根就没有大众这个概念，更别说是理论。甚至中国思想界的不少头面人物还把大众学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新闻学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如此闭塞与守旧就是那个时代的痕迹。

我认识自贡文化馆的女馆长，是个有点文化的小官员，我说：“好吧，我就拜托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说是我编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不要那么大胆，谨慎一点，不要出任何纰漏。”

当时我告诉老师说，你们把这些函授教材作为课堂教材，去听取学生的反应，和学生共同探讨这些理论。在这个基础上，你才写得出真正的书稿来，你的这本书就成了中国这门学科的第一本书。有了这个基础，我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套大众学丛书、第一套公共关系学丛书，每一套都十来本，全部在湖南文艺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老师除了拿到出版社的稿费外，还可以拿到系里的励，励的费用是每本书一万元人民币。当时特别能干的老师，一下子写出了几本书，就拿到了好几万人民币的励。几万元钱对于1988年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这些老师至今见到我，还时不时回忆说拿到第一个一万元现金时的那种特殊感觉和心情。

80年代的中国人已经开始自觉地追求了，当然人数终究是少。在我周围的诗人中对有非常自觉概念并且为此实践的，可能就是诗人骆耕野了。骆耕野因写诗歌《不满》而誉满中国。他借了钱在成都的一个防空洞里办起了成都的第一个咖啡吧，取名叫“黑咖啡”。咖啡本来就是个舶来品，而且又用黑字当头，开张首日就生意红火，“黑咖啡”一下子传遍了成都的大街小巷。骆耕野看能赚钱，又开了一家西餐厅，生意也异常火爆。人手不够，我就把我的小姨子介绍给他做高层管理。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会从纸箱中偷偷地拿出一本《变色龙》来，拿出一本《白夜》来，或者会欣赏着渥伦斯基在火车站与安娜•卡列尼娜相识的那一刻的。这个享受类似于在沙漠中眺望星星时的那种心澄气爽的快乐。

这样一种不透明的市场使得我们犯难，争论来争论去，最后大家还是一致认为，不受，还是照生意的老规矩，只算上合理的利润，不去浑水摸鱼。我们就在车行报价的基础上，每辆车都加上我们的毛利润40%。

我在的时候经卜少夫的介绍，认识一位研究易经的专家。这是一位梁姓的高人。此人早年从来居住。他在学的是中国文化、国学，到了以后他深入地自学了奇门遁甲、紫微斗数、神相，还有风水理论等等，尤其对《易经》是到透的地步。见面，他让我把我的经历、出生年月、父母亲的情况一一向他讲述。他一边听，一边在纸上记着什么，然后他拿出五十根筹策放在桌面上，他一下子就进入到旁若无人的状态，非常虔诚地分了好几步来给我算卦。大约一个多时辰，他开口跟我说：“我给你的一生算出来的卦象是：蒙卦，蒙山水卦。蒙就是启蒙，也是教育的意思。”他说：“蒙卦就是屯卦的倒转。屯卦表示初生之物，初生之物必定幼稚，幼稚就是要启蒙。启蒙当然是大好事，是正道。《易经》中蒙卦的卦辞为‘亨’，‘亨’就是好。蒙卦的卦名是山水蒙，下卦是‘坎’，上卦是‘艮’。‘艮’为山，‘坎’是水。象征山上流出水来，这是吉祥之处。但是，你要注意，蒙要养正，这是做圣的功。人性不正，不是学之至善也。做启蒙之吉，要舍己从人。”他又说：“蒙卦是山水卦，下坎上艮，高山流水，所以利贞。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艮为山，山的特殊性是‘停止’，你，你要上山，翻山要有巨大的决心和毅力。第二你要注意，坎为水，水者‘陷也’，面对水你是不知道深浅的，不知道哪里有漩涡、有陷阱。所以，你要处处才是。蒙卦中的卦象特别指出‘偷钱’，就是暗示你这种人容易上当，但对此你也不必过于生气，吃亏也是一种收获。”梁高人把他说的一些文字写在了纸上，最后递给了我。这几张纸我珍藏至今。

我还是心无旁骛地教着我的书，生意对我说来构不成。因为我喜欢在课堂上社会上刚刚的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所以上课异常吸引年轻人。于是四川省的一些文化单位也邀请我去，在校外开。这个时候，中央看到中国有如此多的知识饥渴的年轻人，就办起了式的教学——电视大学。四川省的电视大学一成立，他们想聘请一位思想解放、知识扎实的人做他们的专业负责人，就这样我被他们聘请成为四川电大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

几个月以后消息传来，说有人看到老木在街头成为流浪汉了。他的那副眼镜已不知去向，仍然穿着他常穿的夹克衫，那件中国带来的夹克衫。那应该是秋天了，我听了以后心里一愣，酸酸的。我真想不到老木何以这么一条。

从此以后，再好的价钱，我也不同小公司做了，大公司的管理终究要好一点。为了质量，我派了不少退下来的工厂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去督工。在服装流通领域一直有一种公司叫质量公司，他们派一批精通服装流程与细节的人员深入到加工企业里面，与工厂的技师和工人同吃同工，从布料、印染，一直到加工、包装，每一个环节都来把关。他们的所得是大的采购公司的每一批订货款的15%左右的收入，也就是说，大公司的订单如果是100万美金，这些公司的收益就在15万美金。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所以这些公司的多可以住高级宾馆，包车往返。这些公司全部是人经营的公司，这样的公司虽然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但是他们可以大把赚钱。凭什么？就凭他们的认真劲，负责任、懂业务，凭这些就可以换饭吃。不知现在工厂的管理水平已走到了哪一步呢？

卜少夫把我给他的这封信，和我当时在巴黎的近照发表在1991年第十期的《新闻天地》上。

很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他们非常不安分。一会儿去打工，一会儿去读书；一会儿去干这一行，一会儿去干那一行；甚至离开自己的祖国，跑到另一个国家去开创自己的事业等等。他们都是到偶然中去寻找自己的命运，偶然是他们最终要寻找的一个目的，偶然成了一种人生目标。他们在寻找偶然、适应偶然，甚至去创造偶然。我认为这才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人生尝试，或者叫命运探索，在小偶然中去寻找命运的大偶然。

到了成都以后，我的身边非常自然地就聚起了一帮诗人。四川是一个诗歌的大盆地，四川人天生的外向流露，爱夸张、爱表达等特点，养成了他们天生的诗歌情结。我认识了一大批老老少少的诗人。

我在这么多偶然中实在是找不到必然的那些根本线索和因子，人生的一切实在都是纵然。福兮祸在，祸兮福在，人需要努力，但一旦就坏事；知进而不识止更坏事。随缘才可以达到行云流水般的境界，随缘也就是随偶然，偶然的偶然的偶然才构建了一个人的命运链条。尼采说“生命是一场醒着的梦”，醒着却是梦，可见命运是没有钥匙的。

这时候中国有了一场朦胧诗的争论。围绕着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中国掀起了一场的辩论。开始是反对朦胧诗者居多。反对与的声音表面上好像是说这种诗歌的艺术形式上的问题：晦涩、朦胧、古怪。但是这种的背后实质是上的发难。这些人的鼻子终究是灵的。在这样的时代竟敢说“我—不—相—信”（北岛）；竟敢说“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于是人就霜剑冰刀似的所谓朦胧诗：“这是一种”，“这是诗的癌症”，“这种诗是不的”。

80年代是中国“活”过来的年代，我已经进入成都大学教书了，心地放在了教书事业中。那时的学生尤其是77、78届的学生，是我执教过的学生中最奇特的学生。这些学生因为知识的长期饥渴已到了畸形的地步。为了应付一次小小的测验，他们都可以通宵达旦地复习；为了一分的上下，可以纠结到掉眼泪。面对这些学生我就更会鞭策自己，要好好地教书。亏得我这十来年是没有放下过书，也亏得我在1978年气候温暖的时候又拿起了笔。因为你要写文章，就必须更深入地研究问题。所以我的课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学校里最出色的一门。这些学生的年龄有些与我相仿，有那么几个胆大的女学生非常有勇气地往我抽屉里塞情书、电影票之类的。她们被社会遗弃了太久，她们想咬住这时代的最后的尾巴，知识与爱情都要，我只能一笑了之了。

巴黎没有统一的二手车市场，二手车都散落在各个车行里。我们花了十几天时间，就对巴黎的整个车行的中高档二手车撒了一个大网，一下子就收了上来。

80年代初期的生活，与我实际上是发生了一层关系，说可能还构不成。与我发生更多关系的却是在80年代的后半期了。80年代的后半期是我人生中最最精彩的一段历史。我这里只能粗粗地讲一点与有关的几件事。

服装生意是一门细节决定大局的生意，款式好了，样式好了，但如果在细节上有些差错，就一错到底。比如针脚踩偏了，口袋装得尺寸差一点，染色有一点色差，等等，从大局而言，它不过是一个小瑕疵，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个小错，会毁掉一笔大生意。

我问：“那么，华侨生活怎么样？”

非常可惜的是，我并没有把这位高人给我算的卦象和其他的指点放在心上，只是作为一个人生的奇遇记载了。我做生意二十几年，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一直到了二十几年以后，回头一看，面对他给我起的蒙卦的卜测和其他指点，我突然有大梦初醒般的。

过了一个多月时间，孙根发突然出现在我们家，拿了厚厚的一摞钱，他说：“给你，钟老师，这是你的辛苦钱，你数数，总共2500元。”我一听吓了一跳，2500元钱，在那时无疑是一笔巨款。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8元啊。我说：“你怎么会给我那么多钱？！”他说：“那是你的稿费啊，你编的那本《文学描写手册》已经印了好几次，大概已经印了六七次了，别说铁上在卖了，别的地方都放地摊上卖了。”孙根发还说：“文化馆的女馆长也说，这是钟老师的劳动，你一定要把这个钱给他。”这厚厚的一摞钱拿在手上沉得让人有醉意，但醉意之余又有些惊慌。如果有派看到这些书，一追将过来我就倒霉了。

我大学毕业，拿的是48.5元的工资，第二年转正拿的是58元钱一个月的工资。虽然这个时候“”开始了，因为我是集团的嫌疑犯，所以被批、被斗，但非常幸运的是没有减我的工资。因为有了这么一笔收入，我每个月除了赡养父母，帮助弟妹以外，基本上一个人的生活还是无忧的。后来到了自贡这个山沟沟里劳动，看我是个瘦弱的知识样子，所以也没有安排我到车间里面去干那种重体力活，只是做那些文书式的记账、跑腿的事。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是挈妇将雏了，但是这份工资还是勉强够用的。当时的物质生活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温饱是可以的，是没有的。

孙根发是一个铁员工，那个时代铁员工常有地位的工作，迎来送往很多事情要拜托他。他也经常拿着他写的诗歌到我这里向我请教。有一次他突然到我家来，我正好在翻我的秘密箱子里的书，他像发现了一个大秘密一样地惊呼：“你怎么有那么多的好书啊！”我对于朋友也只能实话实说，我讲了这些书的来历。孙根发是很有头脑，也有生意头脑的人，于是他就非常诚恳地跟我说，他说：“钟老师，你有那么多书，你可不可以想办法编一些书出来，让今天那种没有书读的人去享受呢？”在那个时代，中国除了“红宝书”之外，是没有其他书的。我笑着说：“这怎么可能呢，这些都是‘封资修’的读物，虽然今天已经不是60年代抄家的日子，但是今天谁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万一有那么一些领导和派们要找你麻烦的话，不是自讨吗？这个事情我不会做的。”于是，孙根发非常诚恳地对我说：“你想想，现在在我们火车上，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他们看，我们编一点只是长知识的东西，跟没关的东西，这总可以吧。”听孙根发这样说，我的思想倒也活跃了起来。孙根发说：“你能不能编一本提高人写作水平方面的书呢？”我回答：“解放前这类书我是看到过的，名字就叫《文学描写手册》。这些《文学描写手册》就是给文学爱好者们写作用的参考书。里面有很多种分类，有关于写景的、写物的等等，光写景可以根据季节来分，又可以根据景物去分，这些分类都是从名著上去摘录相关的段落，汇编而成。解放以后这类书我倒是没有看到。”孙根发听了以后，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说：“好，钟老师就这么办，你就根据你这么多的中外名著来编一本《文学描写手册》。”我说：“当然，我编是编得出来的，但是第一，你千万不要我的身份，那你就会毁了我。第二，我问你谁来印，谁来发呢？”他马上就说：“发很容易，就在我的火车上，我的火车上那么多的乘客，卖几角钱一本，一天的来回可以卖掉多少，这是没有问题的。印，我想可能要去求助于自贡的文化馆。因为用文化馆的名义来印的话，虽然不完全，但也是有性的。因为文化馆是为了普及文化。”

钟文，1944生，汉族，浙江绍兴人。中员。1965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历任：上海机电一局、四川东方锅炉厂职工，成都大学教师，深圳大学校外课程部主任、副教授。1990年后去往法国经商，后来成为欧罗福国际集团远东区总裁、法中文化交流中心等。曾著有《诗美艺术》，编辑《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等。

生意终究由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左右着它。对此，我更多的办法是采用一种叫纠错的游戏。所谓纠错的游戏，是指你在进入生意场之前，预设好最多亏多少钱，亏的时间有多长，最终怎么收支平衡。如果预设第一年你全亏掉了，你还有没有能力东山再起，还有没有能力生活下去，这是一个底限。如果你预设只有两三个月，你一亏就打败，玩完了，那没法纠错了。你可以预设多少次的纠错，有五次还是七次，然后你就可以计算出来大约要投多少钱，最多可熬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可以做到收支平衡。真正的生意非有四五轮的你来我往、输赢不定，才算基本定局。

无须使用从柏拉图到尼采的哲学智慧，也无须用高深的形而上学思维去考虑，你只是用亲身经历过的，用五感六觉体验过的经历，你都会对现在的中国当代哲学的苍白而的某些理论感到可厌。譬如，什么东西都是一分为二的；世界上的总是有规律可循的。无论从长长的历史进程中来看，还是从活生生的现实来看，这样的理论实在是经不住推敲。这几千年来，人类历史哪一次是在规律的运转下发展的？几乎没有。我还反感“偶然”与“必然”的所谓理论，在中国当代哲学的词典里，“偶然”永远是短暂的、表面的，甚至虚幻地存在那一刹那，而“必然”是的，决定一切命运的内里东西。“偶然”的背后一定有“必然”。这种说法在今天太普遍，但实际上是太片面。的产生完全是偶然的，人的产生也完全是偶然的，这个背后的必然性谁找到了？至今没有找到。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偶然，只是“人与产生”这个偶然的结果。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二天一早，小刘的朋友赵先生来到我们旅馆。赵先生五十多岁，是华侨，广西人出身。他到了越南以后，是靠小生意发家，后来专门做国际贸易。越美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华侨的生意和生活都受到很大，赵先生蛰居在家，没有再做生意，所以逃过一劫。1979年，越南发生排华运动，赵先生避居，也算逃过第二次。虽然家产有点损失，但不多。到这几年，越南了，赵先生又出来做生意，凭着他的一点资产和经验，他第一做的事是进口中国的轻工产品和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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