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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媒走转改】广州人旧时的乞巧节怎么过

  随着牛郎织话传说的广泛流传,织女心灵手巧的形象也深入,相传她是个奇能百巧的女子,在时曾把超群的织锦绣花技术传授给乡亲,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农家生活方式得以代代相传。于是在七夕节这天晚上,我国许多地方年轻的妇女都要举行别致的活动祭祀她,向她乞求灵巧,请求帮助她们提高女红技艺,这便是乞巧节的由来。

  在农耕文明的时代和法一体化的社会,女性幸福美满的人生不是靠美貌来获得而是凭技艺和勤俭来维持的。心灵手巧而心地善良的织女,自然成为中国女性憧憬的对象。

  每到七月七日这天晚上,我国许多地方年轻的妇女都要举行别致的活动。她们用茶、酒、水果,“五子”——桂圆、红枣、榛子、花生和瓜子作为供品,还有化妆用的花粉,俗称“贺双星”。焚香礼拜之后,把所供花粉分成两半,一半撒上到屋顶上献给织女,余下的留给自己享用。她们暗想趁着织女和牛郎相会团圆、心情愉快的时候,祭祀她,向她乞求灵巧,请求帮助她们提高女红技艺。因此,人们又把七月七日称为“女儿节”、“姑娘节”或“乞巧节”。

  古代对“乞巧”这一活动非常重视,节前要张灯结彩,搭乞巧楼,陈设瓜果,妇女儿童皆着新衣。这种乞巧习俗,在汉代已初见端倪,据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载:“汉彩女尝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到魏晋南北朝时,乞巧习俗已相当普遍。

  南朝梁懔对此略有记述:“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之夜。是夕,妇人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这种习俗自西汉形成以来,一直沿袭至今,并且影响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明人朱曰藩有《滇南七夕歌》二首,诗的小引便记述了滇南的七夕风俗:“子少日游滇南,见其土风每岁七夕前半月,人家女郎年十二三以上者,各分曹相聚,以香水花果为供,连臂踏歌,乞巧于天孙。”

  各地乞巧会在形式、内容和时间上都略具自己的特色。近代胡朴安在《中华全国风俗志》里,描述了广州旧时的乞巧会,就颇具岭南风味:

  七月初七日,俗传为牛女相会之期,一般待字女郎,联集为乞巧会。先期备办种种奇巧玩品,并用通草色纸芝蔗米粒等,制成各种花果、仕女、器物、宫室等等,极钩心斗角之妙。初六日陈之庭内,杂以针黹、脂粉、古董、珍玩及花生时果等……以应时节。初六夜初更时,焚香燃烛,向空礼叩,曰迎仙。自三鼓以至五鼓,凡礼拜七次,因仙女凡七也,曰拜仙。礼拜后,于暗陬中,持绸丝穿针孔,多有能渡过者,盖取金针度人之意,并焚一纸制之圆盆,盆内有纸制衣服巾履脂粉镜台梳篦等物,物凡七份,名梳妆盆。初七陈设之物,仍然不移动,至夜礼神如昨夕,曰拜牛郎,此则童子为主祭,而女子不与焉。礼神后,食品玩具,馈赠亲友。拜仙之举,已嫁之女子不与会。惟新嫁之初年或明年,必行辞仙礼一次,即于初六夜间,礼神时,加俱牲礼红蛋酸姜等,取得子之兆。又具沙梨雪梨等果品,取离别之义。惟此为辞仙者所具。他女子礼神时,则必撤去。

  如果说胡朴安所述的广州乞巧节略显古朴遗风,那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乞巧节在作家欧阳山的笔下则显得鲜活真实而又生气盎然:

  到天黑掌灯的时候,八仙桌上的禾苗盘子也点上了小油盏,掩映通明。区桃把她的细巧供物一件一件摆出来。有丁方不到一寸的钉金绣花裙褂,有一粒谷子般大小的各种绣花软缎高底鞋、平底鞋、木底鞋、拖鞋、凉鞋和五颜六色的袜子,有玲珑轻飘的罗帐、被单、窗帘、桌围,有指甲般大小的各种扇子、手帕,还有式样齐全的梳妆用具,胭脂水粉,真是看得大家眼花缭乱,赞不绝口。

  此外又有四盆香花,更加珍贵。那四盆花都只有酒杯大小,一盆,一盆茉莉,一盆玫瑰,一盆夜合,每盆有花两朵,清香四溢。区桃告诉大家,每盆之中,都有一朵真的,一朵假的。可是任凭大家尽看尽猜,也分不出哪朵是真的,哪朵是假的。

  只见区桃穿了雪白布衫,衬着那窄窄的眼眉,乌黑的头发,在这些供物中间飘来飘去,好像她本人就是下凡的织女。摆设停当,那看乞巧的人就来了。依照广州的风俗,这天晚上姑娘们摆出巧物来,就得任人观赏,任人品评。哪家看的人多,哪家的姑娘就体面。

  ……区苏、区桃两姊妹也不理那林开泰,只顾点上香烛,祭拜七姐。拜完之后,两姊妹一人一个,并排儿跪在香案前面,区杨氏一个人给一根针、一根线,叫她们两个人同时穿针,看谁穿得快。区桃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把线头咬了一下,用手指把线头拈了一拈,跟着,只见她的小脑袋微微一低,她的细眼轻轻一眨,小手指动了一动,就把线穿进针孔里,站了起来。那动作的轻巧敏捷,十分好看。

  胡朴安和欧阳山笔下的广州乞巧节显然有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异和变化,这一现象表明乞巧的节期可以统一,但乞巧的方式方法并非千篇一律。事实上,乞巧的方法因地因时而异,古往今来可谓异彩纷呈,趣味盎然。

  有些玩的是浮针变巧,即在一容器中盛满水,露天放置一段时间,水面生膜后,投针或细草于膜上,看容器底部针影的图案纹样,以验智巧。

  有些只想穿针乞巧,即七夕月下以丝缕等穿针孔,先穿过的即为“得巧”,落后的则是“输巧”。

  有的种生乞巧,即在七夕之前把豆、麦等种子浸在陶瓷器皿之中,到七夕时供织女以乞巧。有的用蛛网乞巧,方法是取一只蜘蛛,放在一个小盒里过夜,第二天看是否结网、结网多少等,以验智巧。网丝多而圆正者为得巧。

  有的大兴斗巧宴,方法是从结彩楼上剪彩放于,宫女争拾,以所拾颜色的艳淡定胜负。更有一种近似的方法来测试智巧,即“以最幼女孩,蒙于被下,或用布衣裹头,旁以锣鼓震之使昏,而犹能拾针穿线状”。

  乞巧的节俗形式丰富多彩,不仅方法多样,而且形式奇特。从汉代开始,宫廷或都市喜欢在囿中、庭前开阔处搭楼台,饰以五彩,七夕时在其上设供拜仙,观云乞巧。这种楼台,汉代称“开襟楼”,南北朝称“彩楼”,唐宋时期统称“彩楼”、“乞巧楼”或“穿针楼”。宋代东京汴梁潘楼等处甚至还出现民间乞巧市,专卖乞巧物,从七月初一起就热闹非凡,王公贵族多搭建乞巧楼,庶民百姓用竹木或麻杆编织乞巧棚。

  在江南,村姑在七月七日凌晨,相约结伴到河边溪流旁梳洗头发,或接露水洗发,希望借河里的净水洗涤尘垢和,并获得织的。因为她们相信七夕时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如抹在眼上手上,便可使眼明手快。

  其实,乞巧只是一种内心的和对未来的寄托,巧智不是乞求得来的,而是源于生活和学习。七夕节妇女们呈才显艺,争奇斗巧的制作,往往更能反映她们勤学苦练的品性和羡才爱美的志趣。

  广泛流传的《乞巧歌》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乞手巧,乞貌巧;乞心通,乞颜容;乞我爹娘千百岁;乞我姊妹千万年。”“天皇皇地皇皇,俺请七姐姐下天堂。不图你的针,不图你的线,光学你七十二样好手段。”“巧芽芽,生的怪。盆盆生,手中盖。七月七日摘下来,姐姐妹妹照影来。又像花,又像菜,看谁心灵手儿快。”

  在古代中国社会里,七夕节也叫女儿节,但因缘起于牛郎织女的传说,故七夕节里虽以少女为主,但少男也会参与进来,甚至形成男女同乞的局面。

  所谓“七夕,妇女陈设瓜果于庭院,对织女乞巧。先期,以麦、豆浸在器内,生芽六七寸许,谓之‘巧芽’。是夕,儿女掐麦、豆芽尖,置盂水上,曰‘漂针试巧’。视针影作笔尖、鞋底之状,以为得巧”,就表明乞巧的不再只是“女儿”而是“儿女”,不再只是女儿的鞋底、针尖,而且还应拉上男儿的文章和笔尖。也就是史载的:“七日,童子浸谷于盆,命曰蘖母,及旬,取为水角,裹笔头于内,啮之视颖之向背,以别慧钝。女子则易以针,以所有事也。”这里童子笔尖,女子针尖,直接道出了男女乞巧的方式和指向的目标,即男从文从学,女从工从艺,充分体现了男女分工、性别角色的定位和取舍。

  中国传统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男尊女卑已形成社会角色定格。在社会生活中,不仅男女社会地位差距甚大,性别角色期待也十分明显。在人生礼俗中,从报喜到诞生到命名取字等等,无不充分体现传统社会的性别角色的不同期待。

  七夕节的乞祝活动中,童子与笔尖、笔头,少女与鞋底、针尖的不同指向,就明确地了男子要勤奋读书,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士人;女子要精通女红针黹,缝缝补补,勤俭持家,当好家庭主妇的角色。

  这种男女不同的角色期待,在七夕的乞祝活动中,具体表现为男乞文,女乞巧。这种男女不同的智识期待,无疑也强化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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