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辉

　　黄绍辉是一位长期从事党的经济工作的地下党员。先后在四川省邛崃、永川（今重庆市属永川市）、夹江、洪雅、广安、南充、奉节（今重庆市属奉节县）等地，从事农村合作经济工作。并以此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调任长寿县特支。他以担任长寿县合作金库主任为掩护，组织领导长寿县地下党组织开展抗日，发展壮大党的组织。1942年2月，因涪陵五县工委遭受破坏，而调离长寿。去川北（西）阆中、大竹、营山、成都等地隐蔽或开展地下工作。后经党组织安排去万县筹建炼油厂。于1948年端午节在万县不幸被捕，监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在1949年重庆“11·27”大中，被派残酷杀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黄绍辉，又名黄德润。1912年出生在四川省盐亭县玉龙乡卒家沟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黄泽香，为人老实、忠厚、吃苦、耐劳。娶本乡玉龙镇杜家沟的杜氏为妻，生育有5个子女，黄绍辉排行老三。黄泽香一家七口，守着祖辈留下的一点薄地和几间房屋渡日。由于黄绍辉五兄妹的先后出世，给本来可以勉强渡日的黄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不得不租佃他人的部分土地耕种。为了养家糊口，黄泽香起早摸黑地干。妻子杜氏是个能干的农家妇女，勤劳节俭，当家理财，除操持家务，喂养孩子外，还能下地干活。尽管黄泽香夫妇一天到晚没天没日地拼命干活，但由于土地贫瘠，常遇旱灾，收入微薄，加上社会黑暗，世道艰难，一家大小仍还难以维持生计。这给以后黄绍辉了解农村，同情农民，以至从事农村合作经济工作，打下了思想基础，萌发了择业的意愿。

　　黄绍辉从四、五岁开始，便学会了带弟妹。八岁时开始放牛、割草、煮饭、喂猪。为了减轻母亲的劳累，他还学会了洗衣服和做针线活，帮助母亲为一家大小洗衣和缝补。这为他以后在狱中为难友们洗衣、缝补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黄绍辉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尽管家庭贫苦，生活维艰，他的父母仍省吃俭用，供黄绍辉兄妹上学读书。黄绍辉因此上完小学。1927年，黄绍辉所在学校举行全校大考，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遂宁县精益中学。黄绍辉在精益中学勤奋努力，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同时，他为人正直，勤于交际，乐于助人，爱好音乐、歌舞，深得学校和师生赏识和信任。不久，黄绍辉被选为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后来，又受学校邀请，代管学校图书室。从此，黄绍辉除坚持上课学习外，课余或星期天，便开放和管理学校图书室。每至夜晚，便在图书室里，一盏青灯，饱览群书，学到了不少课外书籍和知识。黄绍辉因代管学校图书室，学校每月给他6元钱的劳务补贴。除自身的生活、学习费用外，还略有节余，作为返家的路费，给贫困的家庭减轻了负担。

　　黄绍辉在遂宁精益中学读书时，地下党组织已在遂宁师范学校建立，并组织开展了地下活动。1930年秋季，遂宁师范学校校方发现了学校地下党组织的一些线索，便以“党嫌疑”的罪名，无理开除了几名学生，引起全校师生的罢教、，以示反抗。消息传遍了遂宁全县的学校和城乡。一些学校和城乡，纷纷开展了反对遂宁师范校方无理开除学生的声援活动。身为遂宁精益中学学生会主席的黄绍辉，闻讯义愤填膺，立即组织、带领全校学生，上街，声援遂宁师范学校师生的反抗活动，遂宁师范校方进步学生。

　　1930年，黄绍辉在遂宁精益中学学业期满毕业后，到三台县广益小学担任了地理教师。两年后，黄绍辉又考入了成都华西协合中学校，读高中普通班。

　　由于黄绍辉从小便萌生了同情农村、同情农民的思想，在成都华西协合中学读书期间，他曾与同学岳进德、吴子英等一起，组织暑假旅行活动，到附近的峨嵋、新繁等地的山区农村，走访农民群众，了解农村疾苦。同时也为一些穷苦的伤病农民送医送药。他还针对一些山区农村农民缺文化和愚昧落后的情况，联系一些思想进步、同情农村的同学，组成“星期服务组”，自捐纸笔、灯油，利用课余或节假日，到学校附近的农村办乡村夜校，教农民学文化，学科学知识。通过这些访农、为农服务活动，使黄绍辉进一步了解农村和同情农民，他立志要投身农村和农民中去，帮助农民改良品种，改进生产技术，为农民造福，改变旧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解救象他父母那样千千万万的受苦受难的农民群众。

　　1935年冬，政府农村委员会，在成都举办“四川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决定招收学员400名，受训期为半年。黄绍辉知道这一消息后，觉得这是他立志为农、改变农村面貌和解脱农民疾苦的一个好机会，便决定休学前往报考。黄绍辉果然天随人愿，以优异成绩，被四川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录取。

　　在四川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黄绍辉和学员们一道，主要学习外国农村合作发展史、农村合作组织章程、农村条例等课程。同时也接受军事、等知识的学习和训练。黄绍辉学习努力，刻苦用功，成绩优异。训练班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四川绵阳县（今四川绵阳市）实习。

　　黄绍辉到绵阳实习之久，便被提升为绵阳县农村合作指导人员办公室任助理指导员。实习结束后，被正式分配到邛崃县，任邛崃县农村合作指导办公室主任指导员。

　　黄绍辉在邛崃县农村合作指导办公室，认真办理农村合作经济工作，用他学到的知识，为改变农村合作的落后面貌，贡献一份力量。

　　谁知，邛崃县县长何本初，却暗中贪污了县里的农贷资金。1938年4月，黄绍辉发现了这一情况后，心里愤愤不平，便前往县政府找何本初质问和论理。不料何本初不但不承认事实，反而依仗自己的权势，将黄绍辉责骂了一通。黄绍辉气愤难忍，随手抓起木棍，将何本初怒打了一顿。

　　黄绍辉怒打何本初的事，震胁了邛崃县县政府，迅速在邛崃城乡传开。从而揭露了派的黑暗、腐朽，大长了人民群众志气。但黄绍辉也因此被何本初撤销了职务，解除了工职。

　　黄绍辉被撤销职务，解除工职后，回到成都。在成都，他了解到曾与他一起在成都华西协合中学读书时的同学岳进德，此时正在成都打金街小学担任校长。于是，黄绍辉去打金街小学找到了岳进德，并向他讲明了处境和来意。在岳进德的同情、帮助和引荐下，黄绍辉在打金街小学担任了教师。

　　此时的岳进德已是一名地下党员。他得知黄绍辉因质问贪污农贷资金的县长何本初反被责骂，而怒打何本初的事后，赞扬了黄绍辉正直公道、不畏权势、疾恶如仇的高尚品格。同时指出，中国这样大，情况这样复杂，社会这样黑暗不公，单靠个人的力量，出出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大多数的民众都联合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彻底改变这黑暗的不公世道。

　　黄绍辉曾经信奉过。在岳进德的启发、帮助下，他逐步放弃了，接受了主义的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黄绍辉于1938年9月，经岳进德介绍，加入了中国党。

　　黄绍辉入党后，积极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党组织根据他原有的社会职业和立志服务农村的愿望，于1939年9月，安排他到永川县（今重庆市属永川市），担任了县农村合作金库主任。他在永川组建了永川地下党特支委员会，并担任特支，负责组织领导永川党的地下工作。

　　从1940年起，党组织因地下工作需要和黄绍辉的社会职业，先后安排他去四川的夹江、奉节（今属重庆市）、洪雅、广安、南充等地，担任农村合作金库主任的职务。并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黄绍辉每到一地，都认真搞好农村合作金库组织，严格农贷投放，受到当地社会和各界人士的好评。他利用管理农村合作金库的便利和条件以及社会的信誉，抓住一切机会，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也为党的地下活动开展提供了交通联络等方便。

　　黄绍辉在永川、奉节等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同时，长寿县地下党特支委员会，也组织领导全县民众开展了抗日救亡的爱国群众运动。特别是抗战期间由重庆迁来长寿的重属联中的地下党组织，组织全校师生校方无理开除进步师生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派顽固执行“消极抗日、积极”的方针，搞所谓“限制异党”的活动，给中组织利用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造成了困难。中央南方局针对这一情况，及时指示各地党组织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斗争形式和组织情况作了相应的调整。原地下党特支刘文楷，于1940年2月被调离长寿到巴县县委工作。由李吉光代理特支。8月，李吉光被调往邻水工作。同时，将在奉节工作的黄绍辉，调到长寿县合作金库任主任，并以此作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斗争。

　　1940年8月，黄绍辉调到长寿县合作金库工作时，长寿县的中组织隶属涪陵五县（即涪陵、长寿、丰都、石柱、忠县）工委领导。遵照涪陵五县工委的指示，黄绍辉到长寿后，对长寿的地下党组织进行了清理和整顿，重新建立了长寿县特支委员会，黄绍辉任特支。接着，黄绍辉着手组建了长寿城区党支部和县合作金库党小组。并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开展了社会调查研究等活动。

　　1941年1月，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长寿县政府顽固实行“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推行所谓“新县制”，搞“政教合一”，特务组织遍布城乡，加强了对人民群众的统治和对抗日进步人士的监视，抗日救亡运动遭到压制和破坏，一些抗日群众团体被无理取缔，给党的活动带来了严重困难。针对这一情况，黄绍辉认真执行上级党组织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和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以一些隐蔽的方式组织动员群众，揭露派“消极抗日、积极”的阴谋，击退势力的进攻。

　　就在皖南事变发生不久，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时期的1941年1月下旬，地下党员王秉楠和陈学端，在党组织的指示、安排下，由重庆树人小学调到长寿工作。王秉楠和陈学端与黄绍辉接上头后，黄绍辉向他俩传达了“皖南事变”发生的情况和中央、上级党组织对“皖南事变”后的工作指示。同时向他俩介绍了长寿县政府实行所谓“新县制”，搞“政教合一”，顽固推行“限共”、“”方针，抗日进步力量的情况。根据王秉楠是长寿人，对长寿的情况较熟悉等情况，黄绍辉要求王秉楠到农村去组建一个党支部，既作农村工作，又搞工作，扎根农村，使自己能站住脚。同时，也为以后党在长寿的活动打下基础，创造条件。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工作的需要，增补王秉楠为县特支委员。

　　王秉楠和陈学端遵照黄绍辉的指示和要求，选择与王秉楠家乡（罗围乡）邻近，具有可靠社会关系的双龙乡（今双龙镇）中心校，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不久，王秉楠和陈学端在双龙中心校，组建起了双龙党支部，王秉楠任支部。并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勤业务、勤学习、勤交友”的方针，搞好教学工作，广交社会朋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使王秉楠、陈学端站住了脚跟，且在双龙地区和整个长寿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黄绍辉的组织领导下，长寿县党的地下工作冲破势力的重重阻挠，深入扎实地开展起来。与时同时，在长寿的力量，也更加猖狂地对进步力量加强了监视和防范。在1941年8月，长寿县组织“同学会”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因黄绍辉是由外地调来长寿的，被定为“敌控”，黄绍辉所在合作金库，被作为“监视目标”，受到了监视。此外，还有即将返回长寿的重属联中教师邹剑龙、抗建书店的程济刚和教女青年会等进步人士和进步组织，也被列为“监视目标”，受到力量的监视。

　　面对派的逆流，黄绍辉领导的长寿地下党组织，不但没有惧怕和退缩，而是更加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采取一切隐蔽合法的方式，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组织开展民众抗日救亡斗争。1941年下半年，长寿县政府打算在县里搞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试点。黄绍辉和王秉楠知道这一消息后，便研究决定：以黄绍辉任县合作金库主任和孟齐礼任县合作指导室指导员的名义，将这一试点工作争取到手。然后由王秉楠在他的家乡所在地罗围乡第四保沙冲湾搞试点，从而以此名义，开展党的农运工作。

　　根据这一决定，黄绍辉和孟齐礼从县政府争取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试点工作。王秉楠和陈学端也从双龙中心校调往罗围乡第四保搞农业生产合作社试点。原双龙地下党支部改名为罗围党支部。在焦家中心校教书的地下党员刘清波，也同时调到了罗围乡。

　　王秉楠等在罗围乡第四保利用开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试点的合法手段，到农民群众中去串联活动，进行组织起来搞好农业生产合作及其抗日的宣传教育，有效地启发了农民群众的觉悟。黄绍辉和孟齐礼也常到罗围指导试点，共同研究制定合作社章程、、佃种学田等问题。黄绍辉还亲自担任收款的工作。不久，试点工作还争取到一笔，准备次年佃种学田。

　　黄绍辉在长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中，结识了地下党员樊汝琴。由于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斗争，他俩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爱情。但由于艰苦的环境和紧张的工作，两人只好将友谊和爱情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1942年2月，正当黄绍辉、王秉楠等努力以农业生产合作社试点的合法手段，开展党的农运工作的时候，涪陵五县工委遭到了敌特的破坏。为防不测，上级对长寿的地下党组织进行即时的转移、疏散。黄绍辉被调往川北隐蔽。不久，王秉楠和罗围党支部的党员也集体转移到巴县木洞难童教养所，以任教为掩护，隐蔽下来。

　　1943年初，黄绍辉到重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他的张显仪，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张显仪将黄绍辉的情况向中央南方局的有关负责人作了介绍。党组织根据黄绍辉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并有丰富的经济工作和地下工作的经验，将黄绍辉安排在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为掩护地下党秘密活动的企业——中国工业原料公司工作。

　　1945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根据抗战结束后出现的形势，中国工业原料公司将随中央南方局迁往华东、上海一带，开辟新的业务。黄绍辉结束了中国工业原料公司的工作，留守重庆。

　　1947年春，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离重庆，将原经办的经济组织“工程行”移交给重庆地方党组织办理。重庆地下党组织接管“工程行”后，决定改名“裕中行”，专营汽车运输业务，安排黄绍辉担任“裕中行”经理。

　　这年秋季的一天，黄绍辉随“裕中行”的一辆货运卡车路经成都，被军队以“剿共需要”为名强行抢劫。事后，黄绍辉随即回到重庆，向重庆地下党组织作了情况汇报。党组织及时对“裕中行”的人员作了妥善安排，将黄绍辉安排去万县等筹建炼油厂，并担任经理。随同去万县的还有“裕中行”的徐勋和黄绍辉的新婚妻子樊汝琴。

　　黄绍辉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来到万县，着手筹建炼油厂，与万县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并与原已相识的川东临委兼下川东地委涂孝文相见。黄绍辉因筹建炼油厂的需要，先在一公路边找到一个店铺，以做生意为掩护，开展活动。涂孝文便常住在黄绍辉的店铺里一起摆谈情况、交流工作或玩耍。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组织发生了《挺进报》事件。使党的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市委刘国定和冉益智，先后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了一大批地下党人的名单，其中有川东临委兼下川东地委涂孝文。西南升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得知此线索，如获至宝，立即派出二处特务雷天云、左志良，由冉益智带路，赶往万县捕捉涂孝文。

　　这年端午节的中午（948年6月11日），黄绍辉和涂孝文相约一起到杨家街口的长江岸边看划龙船。不断前来捕捉涂孝文的冉益智也带着特务雷天云和左志良躲藏在看划龙船的人丛中。突然，冉益智发现了人丛中的涂孝文，立即告诉雷天云和左志良。冉益智叫了一声“涂孝文”，涂孝文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立即回过头来观望。不断，两只对准了他的胸膛。一旁的黄绍辉来不及躲藏和逃走，也同时被的特务逮捕。

　　黄绍辉和涂孝文被捕后，特务雷天云、左志良和叛徒冉益智立即将他俩带到他们在万县的住地复源旅社，进行了审讯和拷打。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多方利诱下，涂孝文经受不了考验，终于背叛，供出了川东地下党组织，并供出了黄绍辉在公路边经营的店铺，称黄绍辉为“同情”。于是，雷天云和左志良一面派人对黄绍辉在公路边经营的店铺进行搜查，一面加紧对黄绍辉进行审讯。雷天云和左志良问黄绍辉是干什么的？黄绍辉回答：“做生意的买卖的”雷、左再三追问黄绍辉是干什么的，黄始终咬定是做生意的。雷、左无奈，用皮鞭对黄绍辉进行抽打、拷问，黄绍辉仍坚持回答是做生意买卖的。

　　第二天，雷天云和左志良为了急于扩大线索，再次对黄绍辉进行审讯。黄仍坚持回答是做生意的。雷、左恼羞成怒，便将黄绍辉用绳子捆在老虎凳上用刑。昨天被皮鞭打得遍体鳞伤的黄绍辉，今天又坐在老虎凳上受刑，疼痛得死去活来。雷、左二特务一再追问黄绍辉是干什么的，要他交待出组织来。黄绍辉忍着巨痛回答：“我是一个商人，没有什么组织交待！”

　　雷天云和左志良见硬的不行，便设法来软的。他俩将涂孝文带进屋来，要涂劝说黄绍辉招供。涂孝文走进屋来，见遍体鳞伤的黄绍辉坐在老虎凳上，便假惺惺地说：“老黄，你……”，黄绍辉见了涂孝文，料到他已经叛变，顿时气从胸来，怒不可遏，大声骂道：“涂孝文，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在我这里入股做生意，吃我用我，还要咬我是党！”涂孝文被黄绍辉骂得低下了头，不敢继续说下去，只得退了出去。

　　在重庆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黄绍辉又遭受敌人审讯，要他承认是党，要他写《自白书》。黄绍辉面对敌人的审讯、拷问，仍坚持自己是做生意的，不是党，拒绝写《自白书》。敌人无可奈何，最后将黄绍辉押往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沿监狱囚禁。

　　黄绍辉囚禁在渣滓洞后不久，敌人又先后3次对他进行了审讯、拷打和用刑。黄绍辉仍坚持在万县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的口供，不承认是党，更没有向敌人供认党的组织。

　　由于黄绍辉多次遭受拷打、用刑，浑身伤势严重，身子不能自行起卧、挪动。室里的难友们见了，都热情地扶他起卧、休息，为他喂食、洗伤。在难友们的热情关心、照护下，黄绍辉的伤势有所好转，身体得到康复。黄绍辉也热情地为难友们介绍一些有关经济工作特别是农村合作基金的情况和资料。由于他对人热情、诚恳和直率，深受难友们的钦佩和拥护。不久，黄绍辉被难友们选为牢室的室长。

　　作为监狱牢室的室长，黄绍辉主动热情地担负起了这个担子。于是，难友们有什么心里话，都要向黄绍辉说；有什么难事，都要求黄绍辉帮助设法解决；牢室里出了什么事被特务、看守们发现了，也都要拿黄绍辉这个室长试问。为了给牢室里的难友们服好务，黄绍辉坚持为室里扫地、倒马桶，为难友们洗衣服、缝补破烂。隆冬时节到了，难友曹作康衣衫单薄不能御寒，因此着凉生了病。黄绍辉和室里的难友，热情地为曹作康熬药治病。黄绍辉还从棉被里抽出棉絮，从袜子和毯子里抽出线来，给曹作康缝了一件棉背心，使曹作康病愈并渡过严寒。

　　黄绍辉不仅生活上关心难友，上出了什么问题，他也大胆承担。1949年元旦，渣滓洞监狱的党组织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和庆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鼓舞全体难友的斗志，决定利用元旦到来之际，组织全监狱的难友召开新春联欢会。经过监狱党组织和全体难友的努力争取和斗争，终于获得了敌监狱的准许。元旦佳节到来，囚禁在渣滓洞监狱的全体难友，走出牢室，载歌载舞，召开新春联欢会，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和庆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不少牢室和难友，还利用这一机会，互送贺年片和礼物，以表庆贺、祝愿和鼓励。黄绍辉所在男牢楼5室的难友们，在自制的贺年片上，画了一个五角星并用英文写了一个“V”字，送给牢室的难友。谁知，这张贺年片被敌监狱看守所发现了，敌看守当即追到男牢楼5室，问这张贺年片是谁画的？难友们不答话。敌看守举鞭欲打挨近的一位难友，黄绍辉见状，立即拍着胸膛说：“不准打，是我画的！”敌看守放下鞭子，走到黄绍辉面前，恶狠狠地说：“好嘛，你承认了，就打你。”敌看守当众打了黄绍辉10个手心，并罚全室禁闭半个月，不准放风出门。

　　还有一次，1949年的夏天，黄绍辉被监禁的牢室隔壁男牢楼6室的一位难友，打米时在敌看守室里发现有一张伪《中央日报》，趁敌看守们不注意时，将其带回牢室阅看。不断被敌看守查房时发现了。监狱看守长徐贵林怒冲冲地走到楼6室追查是谁拿来的。徐贵林查不出人来，气急败坏地宣布：“停止楼6室的放风，不准给送水喝。黄绍辉和楼5室的难友们知道了这一情况，见楼6室的难友们大热暑天囚禁在楼上口渴难忍的痛苦，决定利用放风的机会，为6室的难友们送水喝。

　　为了遮挡视线，黄绍辉和全室的难友多洗些衣服凉在走廊的栏杆上，黄绍辉和难友们就这样在衣服的遮挡下，坚持每天放风的时候给楼6室的难友们送水喝。谁知有一天，正当5室的难友唐慕陶给6室的难友送水喝时，突然一阵大风吹来，卷起了遮挡的衣服。监视放风的敌看守长徐贵林从卷起的衣服缝隙中，发现了唐慕陶送水的身影。随即冲上楼去，抓住唐慕陶直问：是谁的主意？唐慕陶不答话，徐贵林举鞭要打。黄绍辉见了，从牢房里挺身而出：“不准打人，是我的主意！”徐贵林见又是黄绍辉，便咬牙节齿地说：“黄绍辉，你好大的胆！竟敢破坏监狱规定！”黄绍辉却理直气壮地问：“这么热的天，不给人水喝，凭什么？”徐贵林蛮横凶狠地说：“这里不是讲理的地方！”黄绍辉也义正严词地痛斥了一句：“简直没有一点人道！”徐贵林被责骂得哑口无言，气急败坏地举鞭向黄绍辉打去。全室的难友见状，立即举起拳头，发出怒吼：“不许打人！”吼声惊动了全监狱，全监狱的难友听见吼声，都伸出头来举手高呼：“不许打人！不许打人！……”在难友们的怒吼声中，敌看守长徐贵林只得灰溜溜地缩进了看守所。

　　敌看守一次又一次地打骂、摧残难友的罪行，引起了全监狱难友的愤怒。监狱党组织为了支持、鼓励难友们的斗志，也为了给难友们争取一些待遇和自由，多次发动和组织监狱的难友们开展绝食、、等斗争。搞得敌监狱看守们坐卧不安。为了平息事端，敌监狱提出各室派出代表与狱方谈判。黄绍辉被难友们推选为男牢楼6室的代表，与狱方进行谈判，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要求。各牢房的难友也利用各种机会，向敌看守做工作，帮助、教育他们给予同情和支持。在与狱方多次谈判和做工作下，敌监狱最后不得不答应了延长放风时间、解决病员医治、给报纸看等合理要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诞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大西南乘胜挺进。派在中国上的统治即将最后崩溃，罪恶彰昭的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的军警们，也不得不作溃逃前的准备。同时阴谋策划着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大。

　　1949年11月27日，派对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关押的党人和志士的大开始了。从这天下午起，一批批党人和志士，被押出监牢秘密杀害。直到深夜，被杀红了眼、杀软了手的军警，来不及再一批批地杀害被监禁的党人和志士，便把渣滓洞监狱中剩下的所有男女难友集中在监狱楼下8间牢房里，准备进行集体杀害。黄绍辉便是被集中楼下牢房里剩下的难友之一。

　　军警将渣滓洞里剩下的难友集中在楼底的8间牢房里后，上了锁。然后在8间牢房的门口或窗台上，分别架起了机关枪和卡宾枪。随着一声令下，军警的机枪和卡宾枪同时向牢房里集中的难友们扫射。一个个党人和志士在敌人罪恶的枪声中倒下了。此时的黄绍辉还未中弹，他随着震耳欲聋的枪声和一个个倒下的难友，倒压在死难的难友的尸体和血泊之中。

　　军警向被集中关押的难友进行扫射后。又换上一批人对倒地的难友进行逐个检查和补射。黄绍辉被军警检查时，发现尚未断气，被补射一枪，左眼中弹，昏死在血泊之中。灭绝人性的刽子手们，最后在牢房门前架上木柴，浇上汽油，点火将牢房一同烧掉。

　　火舌伸出了牢房，浓烟迷漫了房间。尚未断气的黄绍辉在炽热的火焰中苏醒过来。他明白了一切，使出最后的力气，拖着疼痛而沉重的身躯，向牢门爬去，慢慢地又昏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