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男人的进化：想象出来的群体

　　上海人一直是小气、精明、市侩的代名词，尤其是上海男人一直被吐槽不像个男人，甚至显得很爷们的上海男子最好的赞美就是“你不像上海人”。可无论是体育场上为数众多的上海明星，还是民调数据中显示的上海市民身高，都表示上海人的身体素质绝对对得起他们的经济水平。那么对上海男人的指责显然是针对上海男人的性格，究竟是什么导致同种同文的族群会有这么大的矛盾？

　　上海人的身高排名全国第八为南方第一，考虑到人口结构的三分之一出身于营养不良的年代（比大部分地区都高），若单论青年可能排全国前三

　　要搞清楚这点我们先要从大众印象中的上海人说起。如上文所述上海男人的形象是非常斤斤计较的小市民，可上海妹子的形象也好不到哪儿去——作、强势，中年妇女尤其可怕，总而言之就是“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有人将之归结为上海人女权主义思想浓郁，可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2013年到2015年，上海市妇联维权窗口接受的家暴投诉咨询分别为282、243和440起，占当年婚姻家庭类咨询投诉的5.75％、6.44％和9.18％，呈略有上升的态势。对2015年上海市妇联维权窗口家庭暴力投诉个案进行分析发现：家暴受害者的年龄绝大多数集中在26岁到45岁之间，占比31．35％。同时家暴案例又有着十分鲜明的特点：约占89％的案例都是男性针对女性，针对男性的暴力仅占0.74％。

　　【显然上海家庭并非大众以为的那样让女人占据统治地位，很多对女权乃至对的侵犯依旧随处可见】

　　很显然所谓“上海人都很怕老婆”的思维是从其他地方演变过来的。笔者追根溯源，发现大部分人之所以产生这种印象，是因为不少上海家庭会让男人做饭、洗衣、倒垃圾，大部分人心中这是独属于妹子的活儿，再加上上海结婚所需的车房，就形成“什么都以女为尊”的刻板印象。总结一下，不是上海男人真的“不像男人”而是“上海男人不符合传统社会对男人的要求”。

　　可偌大的中国，男人会做饭，且做地比女人更好的地方并不少，尤其是四川地区——很多成都男人表示自己做饭会比妻子更好，做出的饭菜也更加可口，不少四川人也自嘲自己是“粑耳朵”“怕妻夫”。但是，全国对四川男人的印象却没有这么“妻管严”，这是为什么呢？

　　根本原因还在于上海自身的大都市属性，所有的细节都会被全国人民所观察，大都市也让人的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众所周知上海人准确地说是上海市区人往上数三代几乎没有本地出生。作为上海人的第一大族源——宁波人在浙江地区却给人硬朗、精明、能干的印象，这和上海的亲戚们并不是很像。造成这个差异的原因，还是在于几十年前上海要比宁波更加接近“城市”。

　　清末，上海大部分地区虽然在名义上归属中国，洋人只能有一个“纳税人”组成的“委员会”，（这里指公共租界）可在实际生活管理中，不可避免地带去欧美的组织架构。根据西方经济学，城市做所以为城市，是因为它有着严密的阶层分工，以及强大的第三产业。上海的老城区，除了徐汇等极少数地方，几乎没有农业用地，全是第二和第三产业。

　　一个地方一旦开始工业化，那么传统的“男耕女织”以及它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就不可避免地要异化。在以往丈夫一人耕种就能养活全家，妻子再只要负责家务最多织布补贴家用即可；现在到大都市，房价足以让工薪阶层花费一百年也买不起，传统的小家庭只能选择改变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让夫妻都出去上班，才能勉强生活。

　　虽说如此，可男人做饭这种行为，毕竟冲击着几千年积累形成的价值观——很多保守的老人表示，宁可饿死也不会在有妻子的前提下自己做饭。这种思想并非中国人独有，事实上很多欧美发达国家也有类似情况。

　　对此发达国家的政策是用一部分的税收给家庭主妇发放福利，比如日本就允许丈夫将个人所得税扣除一部分用来养活自己的妻子。这些国家的妻子们也乐意如此，毕竟不用上班就能拿钱的生活谁会拒绝？

　　可惜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这种政策无法实行，在没有补贴的前提下一家子的成年人必须都有工作才能维持生计。笔者访问过很多上海家庭（夫妻皆为上海人），他们表示哪怕国家开放了二胎也不会生养，理由无他——养不起。

　　【一对夫妻，一个二十二岁前无法提供财政补助的后代，一对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仅靠丈夫根本不现实】

　　可惜多数时候，人类的大脑能分析的信息是有限的。在老一辈大部分缺乏教育的情况下，大部分人会选择“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上海男人做饭就是因为“上海男人窝囊”被女人压制，这可比理解城市与乡村经济的不同容易太多了。偏偏作为大都市上海算得上所有城市的具象化，全国人民很多不知道或者懒得去知道成都或者广州地区的男人是不是做饭，但一定知道上海有很多男人是“家庭煮夫”，偏见便如此埋下。

　　当然如此巨大的牺牲，自然不是没有回报的，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身处大都市的人，永远比生活在二三线城市的人有信息优势。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又有大量外国侨民，长期居住在这儿，自然知道很多其他地区的中国，所不知道的生活方式和组织模式。比如上海的老弄堂破旧且肮脏，好几户乃是数十户人家居住在同一栋楼里。可无论这些人家相处时间多久，都不会在发现煮饭没油时，顺手用邻居家的；无论这些人彼此之间多么熟悉，都不会在不经允许的前提，下用领居家的醋。老上海们就在这种“你不占我便宜，我也不占你便宜”的生活状态中，渡过了百年时光。

　　这种习惯在第一产业还占据绝对主导的中国里，这无疑是个异类，是绝对无法被理解的。（注：六年前中国城镇人口才超过农村）农村的宗族结构与互助组织，对男邻居相处几十年竟然不用隔壁一滴芝麻油的行为非常排斥，普遍认为这种精打计算的生活方式，实在小家子气，“不像男人”。同样的情况也出在四川地区，更都市化的成都人，往往被其他四川地区民众贴“不够大方”“抠门”的标签。

　　不过更重要的因素，还是上海人的物质生活实在不够丰富——这也导致上海人，尤其是妇女对家中的坛坛罐罐特别在意。小孩子调皮打碎一只碗，那等待他的就是一顿打——不是怕瓷器碎片割伤小孩，而是真的心疼那只碗。一瓶腐乳就着咸菜喝着粥，这是很多传统上海人的早餐；今天的年轻部分表示不能适应，至少不能像父辈那样天天吃。

　　相比食物上的困难，住房的问题无疑更让上海人困扰——毕竟，那时候全国都吃的不好，可住的这么差的，全国却真没几家。那时候一家四五口人居挤在不到10平米的家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如厕一般用痰盂解决；弄堂出口一般有个粪池，如厕完后就将秽物倒进，代价是每次出去都得捏着鼻子。用今天上海的标准，那里是典型的贫民窟，但在当时这已经是上只角了，下只角的棚户区更是凄惨无比，被称之为“滚地龙”。

　　由于住房的条件过差，很多上海夫妻为了繁衍后代，去公园里；在那个谈性色变的年代，能做出这种“前卫”之举，可见当时的环境对人影响多大，也难怪老上海们对事物非常敏感，会反复计较得失。

　　今天全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对年轻人来说，男人做饭，也不是什么特别丢人的事情了。老上海的弄堂今天已经不多见，年轻人几乎都是在新式公寓中长大的；当旧有的集体记忆不复存在，很多生活习惯自然就改变了，青年一代的上海人与外省市人员之间的冲突，较父母一辈明显缓和就是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