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拆二代：被“拆掉”的未来

　　窗外是9万元一平米的中海花城湾和猎德村复建房，杰仔居住的回迁房距离此仅有一条马路之隔，穿拖鞋喝早茶是附近居民的标配，而隔壁则是商务精英云集的天盈广场办公楼。

　　御宝轩位于IGC天汇广场，北边是9万元/平米的中海花城湾，距离猎德回迁房只有一个马路之隔（图源：高德地图）

　　迎着亚运会的东风，广州一大批城中村被提上了现代化改造的日程，天汇广场征用了猎德村的土地，成了广州首个城中村旧改项目；14年过去，天河的CBD珠江新城雄起，与CBD伴生成长的，有一群特殊的群体——现已进入青年的拆二代们。

　　父辈的拆迁为他们带来了高额的补偿款和多套回迁房，生活早已衣食无忧；回迁房的优质区位让他们享受着城市的收租红利，他们即使不工作也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大肉蟹是杰仔在御宝轩里每次必点菜品，一两38元，一只2斤左右，账单上显示760元，加上一些包点小食服务费，两人最终消费1370元，杰仔和表哥习以为常的一顿早茶，抵得上旁边办公楼年轻白领三四天的工资。

　　睡到自然醒、和朋友吹吹水、刷刷短视频便是杰仔白天的所有活动，这种生活已经持续了五六年，“明天”在他眼里，只有下一场吃喝玩乐。

　　从2020年9月份开始，简嘉文频繁向各种信用卡、小额机构借钱，总金额达到了300万；每一天都有催他还款的短信和电话，轻则账单提醒，重则语言威胁。

　　在天河东北边缘地带的小新塘，虽然比不上城中心的猎德村繁华，但因为周围有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天河智慧城和广州科学城聚集，周围的房价也能卖到5.5万元/平米。

　　在村旧改以前，简嘉文家里有两栋4层的房子，按拆一补一原则，分到了近600平米面积的7套回迁房。

　　回迁房收房后，除去简嘉文家里自用的两套房，其他都用于出租，按照周围两房4500元/月的出租价格，也有至少2万元/月的纯收入；

　　简嘉文不是个例，他同村一起长大的发小，都这么突然从普通村民变成了不需要工作但手里有点钱的小中产。

　　简嘉文日常开销不大，毕业之时老爸买了一辆奔驰E给他开，他觉得挺满足。但现在到了而立之年，身边的事一成不变，交往的圈子非常固定，他觉得生活无趣，人生缺少了点成就感。直到同村发小给他介绍了网络。

　　APP里的游戏不断刺激着简嘉文分泌多巴胺，5个彩球滚动着数字，10分钟开奖一次，24小时不断地开盘抽奖，只要买码等待开奖即可。

　　简单的玩法、高密度开奖，美女老师的微信在线指导，每次打开软件都会显示开奖倒计时，让简嘉文一直保持兴奋状态。

　　每天早上睁眼，简嘉文在被窝里就开始一天的“征程”，通常一玩就是一整天，账户中的钱，从刚开始的每天1000-2000元，到1万输光了就充2万，越是翻车，简嘉文越是盲目跟投。

　　另一方面，以贷养赌比普通人更容易，信用卡、小额机构、民间高利贷非常喜欢简嘉文这块“肥肉”——凭借家里多套房子，简嘉文办易如反掌，通常是今天申请，明天就能放款，一放款，也立马被他充值进了APP。

　　“上一把就差一点点，这一把我算好，赢了我就先把上个月借的钱先还了”，每次充钱进账户，简嘉文都做同样的自我安慰，期盼下一局能通过自我修正而一把回本。

　　但事实是，2021年一整年，简嘉文回本的期望一次次落空，只剩下拆东墙补西墙，以及将近300万元未归还的欠款。而这一切，简嘉文的父母都被蒙在鼓里。

　　三月底，简嘉文终于熬不住了，有一百多万的借款已经到了最后还款期限——在他开着他的奔驰E300出村口的时候，接了一通威胁电话，电话对方一句“我看到你开车出来了，你必须拿出钱来”，把他吓得不轻立马掉头回了村。

　　连续向几个朋友借钱周转被婉拒后，只有父母这一条路子了。站在父母回迁房外，简嘉文踌躇不知道怎么解释，话到嘴边，最终却变成了谎言，“我和朋友炒股亏了三百万，能先借我一些还一阵吗？”

　　简嘉文挨了父亲一巴掌，但没有想到不到3天，父母就把钱打了过来并允诺会帮忙还其他，他没有想到，爸妈能在那么短时间内凑那么多现金并且相信了自己的理由。

　　即便搭进去了300万，简嘉文至今从来没有担心过关于“明天”的问题，“我爸说给我在村里找份工作，起码能管我吃饱吧”。

　　听到金额后的HR猝不及防，一个985金融本硕，3段高含金量的实习经历，2年小型私募行研经历，相比起其他动辄报20k+的候选人，怎么看都是公司赚了。

　　钟伟不怎么在意薪酬，他选中这个公司，就是看上了它离家只有10分钟的步行路程；更何况，这是一个国企，朝九晚加班，五险一金交着，没必要去996的公司折腾。

　　和大多数金融专业学生一样，当时的钟伟卷得不行——研究生三年暑假都去了实习，私募基金的行研部门、互联网大厂的战略部门、咨询机构的分析师，每一段实习都不是打杂的经历。

　　钟伟是黄埔萝岗人，家中还有一个年龄相差3岁尚未出嫁的妹妹，父母生育他时年纪较大，平常务农且没有缴纳社保，作为家中长子，当时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赚钱给父母养老。

　　按家里当时的房屋来看，回迁房面积能有400平米；此外，回迁前家里卖了一百多平米，加上签约和搬家奖励、12个月的临迁安置费、果树和青苗赔偿，能拿超过400万的现金。

　　交楼后的钟伟松了一口气，之前的努力奋斗是希望能给父母换套房，现在一切尘埃落定，后面还有回迁房给自己和父母提供现金流。

　　此时的钟伟，陷入了一个青年拆二代怪圈——自己变有钱了、但周围圈层并不会随之改变；想进入另一个圈层却又发现自己还不到门槛。

　　“很蠢！以前不舍得买，现在买了发现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一件衣服的变化”，钟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之前节省惯了，加上周围圈层没有改变，炫耀式消费满足不了钟伟任何需求。

　　这里的他们，是钟伟的其他拆二代朋友，“他们本身就好几栋楼收租，他们谈豪车和美女，我开着刚换的比亚迪汉格格不入”，一起玩了几次以后，钟伟找借口不再参与他们之间的聚会。

　　这个怪圈导致的结果是，钟伟觉得未来一切努力都没有意义，躺着反而是最舒服的选择，“我就算工作再努力也挣不了更多的钱，我好像也不需要更多的钱”。

　　“我不是前几名校毕业的，在广州，一个3年经验的私募证券分析师年薪20万左右；在供大于求的市场，5年经验能拿翻倍薪酬的并不多”，钟伟想象了未来的职场发展路径。

　　与之对应的是超长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压力，熬夜赶报告是分析师的家常便饭，刚入职那会，为了尽快从“助理分析师”的职位升职到“分析师”，钟伟经常晚上十一二点调研回来，还需要熬夜出一份调研报告，为了第二天早会汇报。

　　如果是拆迁以前，钟伟完全能够接受这样的工作。他公司的投资总监，8年经验年薪七十来万，前年也在广州买了房子，这让当时的钟伟充满了动力。

　　“一年20万，拆迁前感觉很多；现在看又少又慢，我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一年到头不吃不喝却换不了一辆车，买不了广州一个厕所，为何还要去折腾？”有了这个对比后，离职的念头时不时浮现在钟伟脑海中。

　　事实上，钟伟也这么做了。4月份，钟伟裸辞了曾经梦寐以求的私募工作，选择了工作时间少、离家近的国企。

　　当然与之对应的是工资的进一步下滑，工资从原先的一年税前20万滑落至一年税前13万，但钟伟却没有一点舍不得。

　　“7万块而已，回迁房建好后收个一季度租就回来了”，钟伟一边吃着晚餐，一边约着今晚的游戏局，“加啥班啊，身体第一”。

　　“你老公那都有房子了，你哥嫂刚生完二胎，房子太小了，给他们多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听到妈妈在分房上对哥嫂的偏袒观点，冼思婷觉得难以理喻。

　　如今广州的珠江新城，有一部分曾是冼村的土地，冼思婷家总共分有5套回迁房，这个分房数量，在冼村村民中属于大多数。

　　穷的时候和和睦睦，有钱了，利益分配在几口之家中能上演一出出大戏，不患寡而患不均，古人说的真对。

　　在冼思婷2岁的时候，广州宣布未来的城市中心——珠江新城准备启动了，冼思婷爷爷嗅到了商机，立刻决定将家里的地建成3楼的小楼房用于出租。但这个房子的房产证上写的是爷爷的名字，直到2009年爷爷仙逝，这个房子没有过户也没有立遗嘱。

　　2009年，正逢冼村拆迁启动元年，按“拆一补一”的拆迁原则，多一栋楼意味着多200-300平米的回迁面积。按当时的补偿方案来看，起码多2套回迁房，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珠江新城会如何发展，但谁都想要多几套房，即便是血肉至亲也不例外。

　　冼思婷的叔叔觉得，他出了三分之二的钱，且整栋楼几乎是他监督下建成的，当初建楼时只有他自己在忙上忙下，冼思婷爸爸压根没帮忙，这栋楼理应归他。

　　冼思婷的爸爸不同意这个说辞，这栋楼在收租期间都是他在运营，但自己却一分钱没收，全都交还给冼思婷爷爷了；在冼思婷爷爷患病期间，都是他在亲力亲为赡养照顾，冼思婷叔叔甚至没来医院探望。

　　某一次激烈冲突之后，冼思婷的爸爸忍无可忍打了报警电话，结果叔叔当着的面打了爸爸一拳，现场乱作一团，也花了好一会才拉开了升级为肢体斗殴的双方。

　　最后的结果是对簿了公堂，房子依然是一人一半——但也就是在这一年，思婷家和叔叔家的血浓于水，被拆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

　　在拆迁之前，冼思婷父母的想法是三兄妹一人一套，老两口自己留一套，剩下的一套拿去出租。但冼村拆迁和回迁的时间跨越了8年之久，等分到了房子，都已是2018年，8年期间，兄妹三人各自成了家。

　　冼村拆迁签约和回迁房摇珠分房差8年，直到2018年，冼村才开始第一期回迁房分房（图源：公开资料）

　　冼思婷在结婚前一直没有感受到传统意义上的“重男轻女”，哥哥们有的，冼思婷也有，甚至父母更疼爱冼思婷，家务活都不会让她做；但冼思婷结婚后却发现，事情还真不是这样。

　　思婷在大众，甚至父母眼中属于“嫁得好”的行列，她的丈夫是员岗村的“租二代”，是家中的独子，家里虽然没有拆迁，但有四栋7层楼高的出租房收租。

　　“我每个月都会各给爸妈3000块家用，但两个哥哥从来没拿过，爸妈还把我给他们的钱存起来借给了哥哥，我并不在意”，冼思婷不会计较父母日常对哥哥的帮扶。

　　虽然思婷并不在乎是否有房子，但家人们的观念成了她心中的尖刺，冼思婷发现父母瞒着她分房以后，每个月还是会给父母转钱，但是再没给父母和哥嫂打过一个电话。

　　“我和他们的关系就跟上一辈的关系一样了”冼思婷自嘲道，“我不会像我叔和我爸一样对簿公堂，被我婆家知道我娘家关系那么糟糕，对谁都不好”。

　　广州的大规模旧改，始自2010年亚运会前夕，截止至2020年，广州基本完成了138个城中村的改造任务，天河、黄埔作为这一时期广州旧改的代表区域，在这些街道上，随便一个穿着拖鞋打扮普通的路人，都有可能是家有数套房的拆迁户。

　　否定的是，这个资产除了车房和日常的普通吃喝玩乐，并不能支撑他们做更大的选择，实现更高的资产跨越。

　　反而像是一壶温水，慢慢煮开拿走了拆二代们的未来，一边带来了极端的和膨胀，父辈不断延长着补助周期；另一边带走了向上的动力和本来平衡的生活。

　　被拆掉未来的拆二代们，从来都不是大富大贵的那批人，毕竟，所有的人生礼物，都在暗中标注了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