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最美的风景都在楼顶

　　越秀山上一座海拔不到100米的“镇海楼”，一度坐拥“广州最高建筑”称号600多年，直到1976年广州白云宾馆完工。这栋120米高的现代建筑不仅称霸广州城，而且一度成了当时中国的第一高楼。

　　在之后的不到半个世纪里，广州城的摩天大楼就建了152座。眼下，530米高的周大福金融中心（东塔），在广东排名不过第三。

　　社会的高速发展，在促使人们用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来审视生活，也在不断孵化新的职业，有一些活在冰冷的钢筋丛林里，有一些则在摩天大楼的顶层起舞。

　　他是“楼顶摄影”（Rooftopping）师，这是近十年来兴起并且流传开的一种摄影方式，需要摄影师爬上摩天大楼的顶端，用或者互拍的方式，记录城市与人，摩天大楼与城市的关系，不少人认为这是在玩命。

　　但他并没有这种感受，“我只是不想被困在办公室里，只是想去楼顶喘口气 ，然后换个角度观察和记录下自己的城市。”张新说。

　　这个年轻人生于1992年，属猴，善攀爬。那年，市政府把天河区的一片菜地，规划成了广州未来的中央商务区。于是张新和广州珠江新城的命运，便有了某种联系。

　　张新的大学专业是计算机，第一份工作在2015年，从事化工产品销售，每月底薪1500。早上，他跟着卡车司机送货，到了下午，便不停地打电话，试图将仓库里那堆叫不出名字的化工原料卖出去。

　　改变发生在2015年11月，他崇拜的一个摄影师来到广州，张新做了个勇敢的决定，跟着他去玩楼顶摄影，那次他们拍了广州，深圳和香港。

　　2016年6月的一个夜晚，张新的朋友带着他爬了乌鲁木齐最高的楼。第二天，他把图发到朋友圈，“当地一个有名的人转了我的图片，还配了自己原创的一首歌。”

　　不到一天，那张取名为“乌鲁木齐的天台”就有了10万+加的阅读量，“很多朋友跟我说，新疆大街小巷都在聊这几张照片。因为它让大家觉得新疆不仅是草原、荒漠，而是一个现代化的自治区。”

　　猎德村——这个有着900年历史的广州古村落，在新旧世纪交替期间，由政府转让给了开发商进行改造。从古村落整体拆除，到村民回迁住进高楼，只用了三年时间，如今，这里高度超过150米的住宅楼已经超过十栋。

　　除了猎德，珠江新城还有一些真正的摩天大楼，比如环绕在珠江新城花城汇周边那五栋超过300米的高塔中，高度达到530米的周大福中心，张新和他的伙伴们上去过两次。

　　“那是全世界排名第七的高楼，116层，爬到顶的时候，会有恐惧感。”但张新认为伙伴郑兆龙是因为太累而这么说的。

　　这个25岁的年轻人，几年前还是金融公司的管理层，在那以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个管理者，每天指挥别人去干活。如今，他是这个团队里体型最胖的摄影师，除了体力上会吃亏外，有时候天台狭窄的门缝，他钻不过去。

　　尽管他们乐于调侃，但张新的确认为在楼顶出现的恐惧感是一种好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否则可能会无底线地尝试各种动作，甚至对深渊有一种莫名的迷恋，所以危险和高难度的动作，我们不会做，实在没有必要”。

　　改变发生在2016年10月初，一家国际知名的运动品牌找到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在北京、上海、广州的摩天大楼上，拍摄一组有产品Logo的广告。那一次，他们获得了数万元的回报。

　　从那一年开始，他们以每天三四栋的节奏，疯狂地爬楼。从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到重庆成都昆明武汉，甚至是更偏远的三线城市，张新和他的伙伴们都一一去爬。

　　他们逐渐发现，城市的发展正在逐渐加快，结构也愈发立体，随着摩天大楼的不断落成，旧的生活方式似乎也正在被打破，新的城市格局正在朦胧中成形。“如果这是一桌牌局，城市这个角色无论能否打赢，但一定洗得一手好牌。”张新说。

　　他们也逐渐发现，城市和城市，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已经淡化了，反而越来越多的城市人陷入了“围城”困境，他们喜欢在冰冷的墙角回忆儿时的池塘蛙鸣，时光的缓慢；却不得不面对城市的喧嚣和拥挤，无时不刻的刺激与繁忙。

　　反思的精神逐渐出现在他们的图片里，于是和大多的楼顶摄影作品不同，他们开始下沉，变得有温度和富有人文情怀，他们甚至更计划将视角望向大自然。这种转变让他们开始被社会接受。

　　“不断有人说他们不珍惜生命，辜负父母的教养，甚至给社会安全带来隐患”。张新无法一一反驳，因为他们的父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且不断地给予支持和鼓励。

　　张新的母亲是执业医生，“所以我从小看过很多生离死别的事，觉得生命短暂，很脆弱，能全力以赴的时光不多，楼顶摄影就能让我们拼尽全力。” 所以张新认为家庭的支持不仅仅是因为宽容，而是意识到朝九晚五，结婚生子这种生活模式已经不适合追求刺激的90后。

　　郑兆龙的父母最初是反对的，不过让90后的父母转变思想也很容易，尤其是事业有了起色之后。“很多人不理解，说我们不珍惜生命，但我们就是因为珍惜生命，才想办法让生命更加精彩和充实。”

　　但对于楼顶摄影的合法性，他们却一直保持关注，“法律上其实没有明确的界定进入摩天大楼的楼顶属于犯法，因为和拍照产生关系的主要是物业，而我们和物业的误会，实际上属于民事纠纷，更多的道德层面问题。”

　　作为广州楼顶摄影的发起人，张新也带过一些其他的摄影师和模特爬楼，当这个圈子逐渐大起来以后，不少摄影师带着模特会在楼顶做一些不恰当的事，比如开party，破坏物业设施等等，“但人们几乎把这个账都算在了我头上。”

　　当然，他是理解物业方面对大楼的保护的的，“哪怕只出一点点小事，物业和开发商可能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也非常配合物业的工作”。

　　作为楼顶摄影界的知名人物，所以他们的头像和名字，已经被一些物业公司记录在黑名单了。不过这一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2019年4月，一家地产公司以24亿的价格，拿下了昆明巫家坝227亩地，巫家坝距离昆明市区只有6公里，未来将是昆明的城市新中心，一如广州的珠江新城。

　　“他们想用我们的表达方式进行一次城市传播，所以就委托我们做一个视频。那一次非常幸运，我们上的楼顶，为了庆祝国庆70周年，刚好设置了一面巨大的国旗，我们的航拍器刚好捕捉到了国旗飘扬的画面。”自那以后，地产公司旗下的物业开始向他们开放。

　　“这种转变其实证明了我们的价值，在记录城市的同时，也发现了城市之美，这种美甚至会变成城市的一张名片。”张新又举了新疆的天台那张图片带来的宣传效应。

　　他们进入社会的时间并不长，但已经感受到了社会的沉重压力。“我们没有人脉，不懂跟大企业打交道，虽然走上了高楼摄影这条路，但我想是时候下来了。”

　　10月24日，郑兆龙度过了26岁生日，他给自己买了辆高级轿车作为生日礼物，他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让他全款支付，分期让他切实感受到了生活的窘迫。

　　有时他们站在楼顶会望着远方发呆，看着缓缓移动的车流和人群，就像小步舞曲的引子一样，隆重但空洞。他们脑海里会回闪很多的故事情节，里面有骑士精神，侠客主义，游吟诗人。

　　人们从未如此急切地想摆脱贫困，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他们愿意抓住机会，愿意努力工作，愿意适应机械式的都市生活，愿意摆脱过去的经验，用新的眼光来接受飞速发展中的新逻辑，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走向更好生活的机会。郑兆龙有时候也说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城市的主人，还是城市的工人。

　　所以张新和伙伴们跳出来，从那个二维的地平面上，向天空索取一些想象力，他们觉得人们看似枯燥的生活里，都埋着一朵小蘑菇，如果像玛丽兄弟一样奋力地跳起来去顶一顶，小蘑菇就会冒出来，滑到他们嘴里，变成镜头里一个惊艳的瞬间。

　　他们开始了对城市生活的反思，甚至意识到摩天大楼不过是城市的图腾和历史的坐标，是人造的森林，复杂的垂直社区。

　　“站在楼顶，这样的感觉更加明显，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摩天大楼，在这些大楼中央，有普通的住宅，还有低矮的城中村，这就好像一个社会阶层一样，你能从人的穿着神态上看得出，夜幕降临以后，他们将走向何方。”郑兆龙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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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从不给自己设边界，他们勇于探索更多可能性。也正如凯迪拉克始终秉持的“勇敢”的品牌精神，与《新周刊》“中国年度新锐榜”的理念一拍即合。勇敢是生活态度、是追寻新生活的方式、是新青年的面孔；而今，勇敢又多了一个全新的元素——惊艳。作为勇敢的先行者，凯迪拉克联手《新周刊》，通过“中国年度新锐榜”对文化、时尚、艺术、社会等不同层面挖掘，让勇敢带来的惊艳不断向外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