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常识中什么是商帮（中国传统商帮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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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给各位分享中华文化常识中什么是商帮的知识，其中也会对中国传统商帮及其特点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进入市场经济，久违的商帮称号又一次流行起来。有两种现象与此相关：一是在胡雪岩走红之际，安徽人把胡雪岩称为徽商的典范，浙江人把胡雪岩作为浙商的代表。胡雪岩到底居于哪一个商帮？二是曾经出过商帮的地方，如山西、山东、广东，都以新晋商、新鲁商、新粤商来命名新一代企业家。历史上的商帮与今天的企业家有什么传承关系？

　　中外学者早就注意到了商帮。清人徐珂在他编撰的 《清稗类钞》中指出：“客商之携货运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这里所说的“客帮”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商帮”。他在这本书中，记载了一些商帮的事情。中国学者卫聚贤、陈其国等早在1930年代就研究了晋商，日本学者也研究了晋商、徽商。今人张海鹏、张海瀛先生在他们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中给商帮下了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织、计议的一种既‘亲密’，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最后阶段”。

　　先要给商帮一个时间上的界定。商帮是中国历史上持有的现象，仅存在于明清两代。在中国历史上，商业活动很早就出现了，而且一直有发达的商业，但商帮的形成是明代之后的事，正如张海鹏、张海瀛先生所指出的，“在明代之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是有‘商’而无‘帮’。”清代灭亡之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结束，原来意义上的商帮已不存在。即使在明清两代，也有许多地方是有商人而没有结成“帮”，如四川、河南、北京、天津等地。所以，商帮仅仅是商业史的一个问题，不能用商帮史来代替商业史。中国商帮研究仅仅是研究商业史中的一个侧面。无论这个侧面有多重要，都不是中国商业史的全部。

　　既然商帮只存在于明清两代，所以他们的性质就是封建商人群体。他们的一切特征必然要受这个时代背景的限制，并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特征。首先，各商帮都是从事商品交易的，并没有进入加工制造业。在封建时代，商人和商业资本“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马克思语），加工制造业附属于商业。由商品交易转向商品生产，由商业资本转入产业资本，是发生在由传统农业经济转入现代工业经济之际。中国的绝大多数商帮没有完成这种转型。其次，他们的经营模式与封建制度相关。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政府至高无尚，控制着资源配置，决定一切。因此，各个商帮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官商结合。各商帮都具有“成也官，败也官”的特点。最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各个商帮的经营模式也体现出儒家文化的特色。他们的成功体现了儒家文化中优秀的成分，他们的失败也由于儒家文化中不适于现代经济的因素。各商帮都是封建商人，不同于现代企业家。我们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理解商帮的特征，也才能知道，我们要继承历史上商帮的什么传统，要超越商帮的哪些局限性。

　　商帮既然是以“地”为名，自然是以土域为中心，以乡谊为纽带的。商帮就是某地的商人群体。这里要说明的是：第一，商帮中的某个企业或集团以血缘为纽带，是家族企业，但联系各个家族企业的商帮的纽带不是血缘，而是同乡之谊。第二，商帮以地域为中心是指某个商帮由某地的人组成。这个地域可以是省，如山西人的晋商；可以是州，如徽州人的徽商；也可以是县，如浙江龙游县的龙游商；甚至可以小到镇，如江苏吴县东山镇与西山镇的洞庭商。各个商帮的活动中心可以在本地，但主要经商活动在其他地方。如晋商的中心在山西，但经商活动在全国，甚至国外。也可以活动中心不在本地，经营也不在本地。如徽商的活动中心在扬州，经营则在全国。我们说某个商帮指的还是某地人所形成的商业群体。

　　商帮的核心在“帮”字上。“帮”字的全义是为或经济目的而结成的集团。“商帮”就是为商业目的而结成的集团。有“商”并结为集团才能称为“商帮”。这种集团主要是以正式组织的形成出现的。在本地可以称为行会，如粤商的十三行行会。在外地则有会馆或公所，如遍及全国的山西会馆。作为一个正式的组织，内部有各自的行规。加入这种组织的商人要严格遵守，如若违反，还有相应的惩罚措施。除了正式的组织之外，一个商帮的不同商人之间还有一些非正式的联系，如不同商人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商帮的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联系实现共存共荣。其作用主要是规范帮内各商人的行为，制止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并实现相互帮助。对外则是利用集团的力量为本帮的经商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所以，也可以把“帮”理解为相互帮助之“帮”。

　　商帮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人群体有其不同于国外商人组织的共同特点。但各个商帮在经营范围、制度、文化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各地的地域文化和历史传统相关，体现出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差异性。这些特征决定了各商帮成败的原因。在研究各个商帮时我们既要注意他们的共同之处，更要注意不同商帮的特征。

　　在中国明清两代，公认的十大商帮是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宁波商、龙游商、洞庭商、江右商和陕商。这些商帮在历史上都曾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经济和商业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他们在经商过程中形成的商帮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成败的经验与教训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了解了商帮的全义，我们可以回到开头提出的两个现象。胡雪岩是徽商或浙商吗？从商帮的定义来看，胡雪岩既不是徽商又不是浙商。首先，胡雪岩到底是徽州人还是杭州人，现在仍无定论。他的祖籍是徽州，但出生在徽州还是杭州，现在仍有争论。其次，他一生主要在浙江经商，与徽州其他商人没有什么联系，更别说参加过什么行会、会馆共同经营了。不能仅仅由于他的祖籍是徽州，就把他归入徽商。至于浙商这个概念，是近代才有的，明清两代只有宁波商和龙游商，而胡雪岩的经商活动与这两个商帮都没有关系。因此，可以认为，胡雪岩是清朝后期极有影响的商人，但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商帮，是经商而无帮者。

　　今天的各地企业家与历史上当地的商帮有传承关系吗？清代灭亡之后，原来意义的商帮已经灭亡了。解放之后，经历了公私合营、“”等历次运动，旧的商帮已经连根拔掉，连人带业都不存在了。新一代的企业家是在改革开放时代出现的，与历史上的商帮并没有传承关系。何况，现代企业家与历史上的商人有着本质差别。当然，历史上的商帮有优良的传统，新一代企业家也应该继承这些传统。从这种意义上说，把某地的企业家称为“新某商”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我们研究商帮是把它作为一段历史来研究，从中吸收优秀的传统，摈弃不良的因素。借鉴历史，才能创造出辉煌的今天和未来。

　　中国古代四大商帮，泛指晋商、徽商、浙商（包括湖州和宁波商帮）、粤商（包括广州商帮、潮州帮和客家帮）四个商帮。

　　中国十大商帮具体是广东粤商（分潮商、广商）、山西晋商、徽州（古徽州府商人，今安徽黄山等地区）徽商、陕西（秦商、关陕商人）、福建闽商（分闽南商帮和闽东商帮）、江右（江西）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苏商、宁波、龙游(浙江中部）浙商、山东鲁商等。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道光十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作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而崛起，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二次大战期间，广东商人虽然曾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70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点评：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点评：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立发展，在康定一带做“茶马盐”生意，民间称为“蹚古道”，其规模越来越大，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最初在明清时期“走西口”从事跨区贸易的多数是“弃儒经商”的读书人，他们成为影响明清陕西商帮商业智慧和商业文化的主流群体。“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著作中如此表扬过秦商。很显然，这些来自体制内或者接近体制的文化人，对于陕西商帮最终形成一定的经济组织，是发挥了主要作用的。从遍布全国的200多处关中或者“山陕会馆”，就可以大致领略他们在历史上达到的高度组织性。

　　历史上和今天的主流陕西商人，其出身大致接近，其性格也前赴后继。秦人强悍，“尚气概，先勇力”而“忘死轻生”，这是古今一致的对陕西人的评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点评：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点评：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我们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点评：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是一个盛行于国内和海外的商帮。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但大规模经商，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点评：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历史上所称的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点评：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当年范彝财色尽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他经商成功，一定给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点评：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经营手段，而这些手段看起来则非常符合现代经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的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

　　商帮文化是古代的一种商业文化，它发展于800年前到大约100年前之间，它在历史上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曾经发挥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后来因不能适应时代湘湘而渐渐削弱了。中国古代正统文化体系里，经商的 地位是比较低下的。因此说“文化孕育了商帮“是缺乏足够的支持的，在文化”孕育“商帮之前，有更多的行业可以用”文化孕育“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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